《中外音乐名曲赏析》一书初版与1989年,至今已十年多了,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 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高雅艺术已成为 许多人业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钢琴艺术已走进千家万户,用钢琴来开发儿童的 智力,培养其美好情操,在中国的 百姓人家已成为时尚。

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无论对伟大的心灵还是对卑微的心灵,摩罗凝视他们的目光都充满了大悲悯、大悲哀、大悲痛。有大悲悯、大悲哀、大悲痛的文章才是真正的“大文章”。读这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考验。----余杰

本书分五章探讨了中国的文学概念。内容主要有：人的价值与文的价值，人心与文心，人道与文道，人情与文情，人思与文思。

这部《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比较过去一些介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著作，论述范围相对阔大，既包括重新梳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部分纯属大众集体创作的口头作品，也收入了少数民族乡土戏剧（如师公戏、傣戏、傩戏、藏戏等）和少数民族俚俗曲艺（如子弟书、好来宝等）这部分由各族下层文化人执笔创作出来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的文艺作品。至于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章回小说、白话小说中的俗文学作品，由于对其学术界定标准尚有细微歧见，故暂且未予收入。
本书的编写者，多是长期坚持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人，各自通过长期的发掘、搜寻、整理工作，对所分工编写的篇章，提供了丰富、翔实、新颖、准确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有的还来自编写者自己深入民间取获的第一手材料，具有弥补和修正以往诸种类似书籍资料不足或有失确切的效用。它的问世，将能较好地体现我国少数民族俗文学整理、研究者在20世纪最后阶段所占有的资料概貌。
这部著作的撰写体例，也跟以往某些著作不大一样。已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概论类的著作，采用以“神话”、“史诗”、“歌谣”、“传说”、“故事”、“叙事诗”等体裁划分的方式展开，而本书则多以“韵文体”、“散文体”及“韵散杂

古代蒙古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中较新的课题，我们说这个课题新，主要是指这一研究领域自70年代末期才普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将它视作蒙古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已有零星的考证文章发表，但从整体上看，直至70年代末期的这数十年间几乎没有多大进展。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研究开始活跃，涉足此项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所增加，也有论著问世。截止目前，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一些作家生平、仕履的考证，作品注释、评介等方面。

本书立足于各体文章写作指导角度，采取“居今探占、见树见林”的态度和方法，综合各家之说，���《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即通说之“文体论”部分），进行梳理和研究，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调整了篇目排列次序，使之能够体现各种文体的本体性质和应用范围，并反映各体文章写作的客观规律性和时代差异；二是辨析了各篇内容的实践意义和主要歧疑，力图澄清各种不同见解，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三是校正了各版本的原文，精简了辗转考训的繁复注释，使之更便于阅读、理解和鉴用。本书中的“原文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内容提要”观点鲜明，联系实际；“疑点辨析”立论有据，力摒偏倚；引录的例文，则与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要领相参证。乃是作者继其《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一书之后，既有较高学术品位，又有较强实用价值的一部新著。

本书立足于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和鉴赏、批评角度，采取“居今探古、见树见林”的态度和方法，综合各家之说，主要是对《文心雕龙》之“杂论”，或称“附论”、“余论”、“补论”部分（即通说之批评论部分），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兼及其总论和文体论、创作论部分的有关篇章，表现出了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全书各部分、各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前后呼应、左右相瞰；二是辨析了各篇内容的实践意义和主要歧疑，力图澄清各种不同见解，使之有了新的研究起点和高度；三是校正了各版本的原文，精简了辗转考训的繁复注释，使之更便于阅读、理解和鉴用。本书中的“原文译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内容提要”观点鲜明，联系实际；“疑点辨析”立论有据，力摒偏倚，乃是作者继其《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和《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之后的系列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自身就有许多特点，若想了解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透彻的，更不易笼在一起加以概括表述。
本书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存在于祖国东北一隅的事物。关于这一地区用何种词语来命名，历来很多，但可惊人人中选择一个较为形象而明确的词语，则是看似容易，实即很难。关于这方面的词语，最通俗的有“东北”、“白山黑水”、“松漠”、“辽海”、“关东”等等。在这众多名词中。
本书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传统所形成的地域论述了松辽文化。内容包括：松辽文化释名、地域范围、文化内涵、文化分期、文化特征、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对松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缕析，揭示了松辽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传统特征，对当今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传统所形成的地域论述了滇云文化。内容包括：滇云文化释名、地域范围、文化内涵、文化分期、文化特征、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对滇云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了缕析，揭示了滇云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传统特征，对当今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是介绍云南文化的，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先讨论“文化”的定义。“文化”的定义实在是五光十色，以至有学者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文化”的定义。我们不想在此就“文化”定义饶舌，因为这套丛书的总主编已就“文化”定义作了正确的论述。本书基本是按照总主编的“文化”定义来论述云南文化的。读者不必在定义上纠缠，可从本书的论述中了解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学术研究十分重视“定义”，“正名”更是中国学地得的传统。

本书对内蒙古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的物种多样性、区系多样性、群落多样性以及生态多样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物种多样性研究，共获得600余号标本，整理鉴定出302种，隶属于148个属63个科28个目。包括子囊茵门5目10科20属36种，担子菌门18目45科115属251种，黏菌门5目8科13属15种。其中，中国新记录属5个、新记录种30个，内蒙古新记录种163个，拟定9个新种和1个新组合。对新分类群进行了命名和形态学描述，部分种提供了线条图和扫描电镜图片。《DictionaryoftheFungi》（1995，第八版）的系统编排多样性目录。凭证标本存放在吉林农业大学菌物研究所菌物标本馆（HMJAU）。
生态多样性研究，主要从生境的多样性与季节动态两方面进行。根据大型真菌的生态分布特征分为常见种、偶见种和罕见种，并提出珍稀物种名录及其相应的保育措施；依据真菌与其基物之间的营养方式将大型真菌归类为木生菌、土生菌、粪生菌、虫生茵和菌根茵，其中以木生茵和土生菌居多。初步讨论了大型真菌在沙地环境中的适应性和垂直分布特点；季节动态研究表明，5至8月真菌种数逐月递增，8月份最多，之后又减

本书包括对我国境内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分概述、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与叙事长诗、民间歌谣和民间说唱等几大块。下面就本书编撰当中的一些问题作简要说明：
1.为了保证论述的准确性、权威性，我们事先拟定了编写提纲，并邀请有关民族的专家参加了编撰工作。但是由于每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各民族民间文学自然呈现出千姿百态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视每个民族民间文学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处理。
2.体例方面，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大体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的次序排列。总的排次，采取以民族为单位、语族集中的原则，根据许多阿尔泰语系民族古老的传统习惯，按太阳升落的方向排列。这样，既符合按语族集中的原则（东为满一通古斯语族、中为蒙古语族、西为突厥语族），又符合了民族习惯。
3.本想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做一些比较，进行综合观察，探讨它们在发展上的异同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出它们的共同性和独特性。但是，由于条件所限，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等以后创造条件，再来完善了。

该书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介绍了青少年发明创造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法、科学研究与写作方法、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竞赛防范和评审标准等内容。

蒙古文字的创制、改进和改革，蒙古语标准音的推广和使用，学习、使用和研究蒙古语族诸语言文字，开展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而蒙古语族语言的基本元音，是蒙古语族语言语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从蒙古语族语言基本元音的特点来看，从数量到音值都有一定的差别，其语族内部语音的对应情况也比较复杂，某些元音的自身演变及其对其他语音的影响亦比较显著，所以有必要认真研究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基本元音。
对蒙古语族诸语言基本元音，古今中外学者作过不少的研究。但是从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少的意见分歧。从研究的范围来说，对现代蒙古语诸方言的研究比较多，而对蒙古语族其他诸语言的研究相对少一些。从深入程度来看，描写研究比较多，而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少。基于上述情况，本文通过比较研究蒙古语族诸语言短元音，力求阐明其对应规律，重点探讨其历史语音演变的轨迹。
该书主要比较研究了书面蒙古语重读音节短元音和蒙古语族诸语言的语音。这里所说的书面蒙古语，是指中国境内蒙古族使用的现行书面蒙古语，而不是泛指蒙古族历史上使用过的或其他国家使用的其他蒙古文（如八思巴文或西里尔蒙古文等）所标记的书面

本书分农业昆虫和植物病理两篇，介绍了昆虫的外部形态、昆虫的繁殖和发育、昆虫与环境条件、害虫的综合防治、植物侵染性病害病原物、农作物病害的综合防治等内容。

蒙古兵学是中国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这里有必要引用一段万耀煌先生在4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客观精辟的评论。他说：“中国之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上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之巨观。此两人者……一则援笔以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轹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蓄精养锐之奇辉”。他说：近时国人研究兵学，“动必取资外国，倾到异域”，好像中国没有兵学，“中国其果无兵学耶？读《孙子十三篇》之言，而进索成吉思汗所以发扬之迹，可以省矣！”（布尔霖：《成吉思汗·序言》）这就是说，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兵学是中国兵学宝库中的一块光彩夺目的瑰宝。但已如上述，至今尚未发现一部传世的有关蒙古兵学的专著。因而，蒙古兵学在中国兵学领域中处于空白状态。如何把蒙古兵学挖掘出来，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近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一批同仁从事蒙古兵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相信终有一天，蒙古兵学这一丰富多彩，独树一帜的兵学被发掘出来，填补上中国兵学领域的这一大空白。作者撰写的这部拙著，会对中国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史学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人类社会自有战争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以草原上千百年来盛行的传统节日那达慕来说，已经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所要展示和表达的已经不单是草原人们的娱乐竞技，而是增强了文化与生产、商贸、旅游等经济生活的联系，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实现了草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更加凸显了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

关于草原文化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把握并不断深化。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需要重点研究的中心内容。综合目前的研究，对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草原文化，即草原文化的界说问题。我们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过程，草原文化在早期经历细石器文化之后，前后演绎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早期农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肇始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古时期逐步兴起的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展的现象，到近现代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又为草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使草原文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民族相统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第二，草原文化的类型问题。从文化学上分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草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