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格局至今未变,中国作家依然没有西方作家的语言便利与优势。格非就说过“残雪学的就是一个作家卡夫卡,也许背后还有一个鲁迅。而且也很奇怪,好像一辈子就只学这么一、两个人。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里面写的'文革'中人遭遇的特殊情境、人变成动物互相撕咬、家庭内部与社会全部充满了人与人的争斗等等这些令人窒息的社会画卷当然是学卡夫卡的,基本上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的写法”(格非,2007:87)。事实上,翻译文学不仅通过各种形式走进国内,而且以各种形式融入并活跃在中国文坛。要研究翻译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论是中文系出身,还是外语院系出身的研究者,都必须读译文。
由此走下去,读译文的结果必然导致我们从译介学视角谈论翻译文学的定位问题。正是在广泛而又系统地比较阅读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与外国作家的译本后,我们才有可能不仅在宏观层面,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感受并把握中国文学里百川归一的文学脉动。“因此,只有当我们把文学翻译活动纳入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化语境中,把翻译文学与中国自身文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发掘文学翻译与时代语境之间的联系,我们才可能展现一幅完整的纪录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全景图”,并“把翻译文学看作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天振,2007:137,148)。因此也才可以说“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始终不脱离中国现实语境和中国文学语境,它属于中国现代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现代汉语形态的作品,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体制下运行,所以本质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高玉,2008:160);也才可以说”既然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把翻译文学视为与中国文学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学“(宋学智,20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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