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是我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编年体史书的一种重要类型。它以年月为经、人事为纬，按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逐年编次，把纷繁复杂的史事加以概括、提炼，脉络清晰可寻，不仅可以为史学工作者省除大量重复劳动的时间，而且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通史，因而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著述体裁。自北宋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问世，著家蜂起，蔚为大观，或补前纪，或续后编。近代以降，史著以“纲”、“鉴”命名观，所在多有，或简或繁，不胜枚举。惟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与夏燮撰《明通鉴》可谓较好续作。然而，清代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横跨古代、近代两个时期，与现代紧密相连，资料浩如烟海，著作汗牛充栋，一部简明扼要的《清通鉴》却付诸如，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编纂出版一部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体例相近、规模相当、互相衔接、成龙配套的《清通鉴》，实在是史学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治史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之中，《清通鉴》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编年体史书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容采择、资料搜集、史事

李清照：（1084－约1151）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 》，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这本（清代十大名人家书），原名为（清代名人家书），原为民国襟霞阁主所选。其所选有如下特点：一、所选皆为清代名人；二；十人中，有政治家、有军事家、有学问家、有艺术家，可谓门类齐全，很有代表性；三、从时间跨度来说，从清前期的郑板桥开始，至清末民初的袁世凯，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四、这些家书，其中有的是编者从这些名人后代的手中觅得，而其又往往不见于他们的文集，因而可以补文集之不足，进而可以补史料之不足。而阅读这些家书，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这些名人的胸怀抱负、情操气节，更可以领略到这些名人的雅致品格、情趣爱好。我们会看到，他们谈时事，是怎样的使风云变幻都来笔底；教子女，又是怎样的谆谆告诫尽显真情；述生活琐事，三言两语见哲理；论交朋择友，阅尽沧桑谙世态。从这些家书中，我们会领略到郑板桥的狂放，纪晓岚的诙谐，林则徐的正直，也可以见出曾国藩的胸怀，见到袁世凯在社会变革转型其中表现的似乎无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名人，都是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代表，因而他们也都是封建文化，进而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通过这些家书的阅读，可以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思想境界，了解他们的人格与心理，进而窥探中

本书在选材方面,诗词文赋均收,思想性、艺术性兼顾。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附作者小传和简注。这套书依钟氏之旨，诗词均只分句而不标点，这也可算是一点出新，请读者诸君鉴察。

一部二十四史，得从何处说起呢？如果你计较这个问题，请准备蹲二十年"史牢"吧，因为除了"从头说起"，没有第二招；如果你不想受这么大的折腾，那也不妨由着性子来，想从哪儿说起，就从哪儿说起。比如像我这样，直接从三国说起。
历史是一个这样的千岁老儿，你只能设法窥探他的秘密，体会他的性情，打量他的装束，而终不能奢望穷尽他的底蕴。无论历史的看客还是评家（今天当然还多出一拨历史的"玩家"），虽有贤愚之别，高下之差，但面对寄寓时空中的无穷沧桑，却又只仿佛一个个不识愁滋味的翩翩少年，即使折遍路傍的杨柳，用尽语言中的美艳词汇，又何能品尝其真味于万一。
我姑且按捺住不切实际的雄心，只在一边傻傻地发这么一通呆想：历史如果确是一个老人，那也该是一个富饶权变、谐谑多趣的老人吧？他那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旷世姿态里，本身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错的吧？如果这老头也有着讲故事的爱好（他显然有此爱好），我们又可以这样假设：你若热爱哲学，他会饶有兴致地向你讲解先秦诸子的种种学说，并鬼头鬼脑地告诉你：那里面的智慧，后人消化了三千年都只是理解了一小半，误会了一小半，忽视了一大半。如果你喜欢文学，他当然会重点提到唐朝，再左右逢源

由此看来，读书者“借”而不“还”，藏书家“借”，而不“与”，是后代私家藏书珍秘之风的症结所在。那么，藏书家终于不肯借书与人，实际上读书者亦与有罪焉。当社会上逐渐流行起“解借书，不解还书”(《流通古书约》)的陋习时，藏书家们自然便只有向士林诸公敬谢不予一途了。在这种情况下，藏书家的重钥深秘，实在也是“爱书以德”的一种消极对策。
换言之，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爱书以德”是必须要有时代风气作为现实环境的。想古风淳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为士大夫百行之一(《颜氏家训》)，那么藏书家也就未必一定要重钥深秘、私诸子孙而后瞑目。如浙江余姚籍藏书家卢文38(字绍弓，号抱经，1717—1796)多次在南京向袁枚借书，’袁氏在诗中这样写道：“他人借书借而已，君来借书我辄喜。一书借去十日归，缺者补全乱者理……”这样的借书人，藏书家能不欢迎么?因此，结论便是：就中国藏书史而盲，当是先有了“解借书，不解还书”的耍“小聪明”的读书者，有了“改一瓻为一痴”的社会环境，然后才有了“解藏书，不解借书”的“大聪明”的藏书家，有了“知秘惜为藏，不知以广播为守”的藏书风气。其辩证之关系大抵如是。
于是，在

沈从文别集。
沈从文说：“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的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

沈从文别集。
时事推移，新旧交替，古典式的单纯与雄强，不免引出唐·吉诃德式的悲哀。然而，清醒而趋时的单纯与雄强，又极易受旧势力的无情摧毁。人生可悯。
不过，如略去成败不计，则本集诸篇所涉人物性情，莫不见出光彩，令人肃然。

本书作者以诚挚的情感、素朴的语言记述了胡也频与丁玲的故事和丁玲早期步入文坛的契机。同时，也记下了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中，三个朋友相濡以沫的不凡友谊。

本书记录了发生在作者身边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作者的传记，就是历史的一页。书中记载的事件故事性强，可读性好。全书分为四卷，语言通畅，结构清晰，史料翔实，趣味性浓，您不妨与作者一起重温段历史，或许能从中懂得很多的人生哲理。
本书是作者邹鲁的自传。作者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邹鲁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中山大学的创办人，担任该校校长多年，一生经历，重在政治与教育。通过作者的自序，广大读者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到作者一生的奋斗脉络。

本集共收《雪晴》、《传奇不奇》、《雨后》、《生存》等10篇散文。

本书包括：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凤艺术——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古代人的穿衣打扮、宋元时装、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等散文作品。

沈从文别集。
一组圣洁的浪漫故事。自然的神性与人的神性，在梦幻般的境界中交织为一片云锦。
又一组，则近于现实故事，在平凡中，甚至琐碎中见出诗意。

本集包括：《大小阮》、《宋代表》、《传事兵》等18篇作品。

本书包括：油坊、病、秋、婚前、雨、凤子等。

人活着绝不仅仅为了吃，这是就人生目的而言。但人又必须先满足吃的需求才能活着，吃成为人类最简单的一种生理行为。所谓“民以食为天”乃指饮食是人类生命得以维持、延续和发展的原动力。历史上黑暗与光明、守旧与改革的不尽争斗，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一个吃字给逼出来的。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我国自1978年开始所进行的改革，这场改革纯然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给引发出来的，其宗旨十分明确，首先要解决中国人的肚子问题，后来提出了翻两番，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也还是为了吃——是为了吃得更好。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中国人的吃已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中国人没有在温饱面前止步，而是在吃的大路上迅跑。

本书包括：市集、屠桌边、槐化镇、街、静、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边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