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西南北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品味。这品味或许就是长期因地理环境和文化熏陶而成的个性特点。
北京地处北方内陆,气候条件较为恶劣,春天沙尘弥漫,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寒流滚滚,惟有秋天,天高气爽,比较可爱。据说,老派北京人重礼数,善待人,颇有尊贤礼让之风。此地市民身居京畿之地,首善之区,棋盘式的城市格局宏伟整齐,老北京建筑极尽**气派,所以北京人见多识广,既受官文化熏染,又承八旗子弟余风沐浴,常以“官”的眼光居高临下,又以玩世的心态体味人生。居高,故睥睨世界,纵横捭阖,尤其在“地方上”的人面前,盛气凌人;玩世,故油嘴滑舌,善打哈哈,于是侃爷辈出,背上了“京油子”的恶名。
上海人的品味就大不同于北京。上海��业繁华,建设突飞猛进,高楼林立,霓虹闪耀,除香港外可算国内*具现代大都会气派的城市。上海人的公民素质和敬业态度在国内各城市中亦算**,服务业可见一斑。在公共场合,上海人也总是衣冠整洁、修饰得体。遇到纠纷,至多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很少大打出手,对此,北方人多有不屑,以为这是上海人孱头的表现。上海人在外地人(外国人除外)面前也颇为自负,但与北京人不同。北京人总把外地人视为下级,斥得理直气壮,骗得正气凛然。上海人则把外地人视为乡下人,即使内心不屑,也很少粗暴对待。相反,如果有外地人遇上麻烦,上海人大多还能援手相助。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做事善于权衡利弊,注意与人保持距离。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精神上的知音,却别指望两肋插刀的哥们。所以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诗人和武将。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却没有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在媒体中常常被丑化为“小男人”,其实,他们有鉴赏趣味,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似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别有可爱之处。
我们再来看广东人。广东地处华南,其原住民外貌更多地带有马来人种的特点。有人说食在成都,也有人说食在广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成都小吃遍地,吃的花样百出,而能够在“吃”方面与成都人相媲美的,非广州莫属。与成都人相比,广州人吃得更“野”,从蛇到鼠,从猴到虫,几乎什么都敢吃。这也反映了“南蛮”“食蛇民族”的某些野性。 人是动物。这话无论从物理学或人类学来说都是对的。人的本质就在行动。“树挪即死,人动则活”。中国的古话也很早就叙说过这样的道理。
依据人类学的现行说法,人类祖先*早在非洲发源。后来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向四方扩散,成为如今广布全球的物类。以此推测,早期的人类移动,主要受自然界的食物牵引,范围限于资源数量、种群规模和获食能力。一般来说,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特定的人群和个体大多会有较为稳定的生活区域。除非生态环境发生剧变,人类不会轻易作出长距离空间转移的决定,尤其不会到生计艰难的地方去。
后来人类发明了驯化植物和动物的方法,从而不仅改变了食物来源并也转变了自身,即分别演变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和以放牧为业的牧民等不同“族群”。在新演化出来的生存方式里,农民开荒种地,春播秋成,精耕细作,乐业安居。这种农耕类型的群体,多依大河流域繁衍,念土思家,重守成,轻迁徙。在东亚内陆,经过漫长岁月的陶冶承继,形成了费孝通所言之“土地捆绑”的文明。而在大漠草地,牧民们居无定所,跟随自己赖以为生的牛羊,逐水草而行,无论日常活动的半径还是总体移动的空间,都大大胜于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过农牧民之外,人类还演化出另一种靠海为生的类型。他们或下海捕鱼,或出洋贸易。而相比之下,后者的游历范围显然又超过了草地牧民。
中国的文化,自秦汉以后便越发以农耕为主,并滋生出“我为**、四方荒野”的心界。秦始皇大筑长城,分割了城墙内外农、牧两种类型。墙外的游牧部落,平时在各自的冬、夏草场生息,战时则彼此联盟,纵马驰奔,游动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突显着自由自在、游动不拘的习性。长城里面的农民,不但受着土地的捆绑,还遭到**集权的诸多控制,越来越丧失人作为“动物”种类的迁居自由和行走天性。到了明清时代,政府不但在全国强化编户管辖,甚至在各地遍设关卡,强令不得不跨地经营的民间商贾,必须先向官方领取印照,验证放行;在西南地区甚至规定马贩出行“伙伴不得过十人”,违者惩办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