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病理学的发展
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自其诞生之日起始终与疾病共存,这从考古学家挖掘的具有病变的史前人类的骨骼化石上可找到足够的证据。当然这仅仅是肉眼所见到的形态变化。直到1761年意大利Padua大学的Margani(1682~1771)医生通过700多例尸体解剖,并详细记录了病变器官的肉眼变化之后,认为不同的疾病是由相应器官的形态改变引起的,由此提出了器官病理学(organ pathology)的概念。在1个世纪之后的19 世纪中叶,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和使用,人们可以应用光学显微镜来研究正常和病变细胞的形态变化。于是,德国病理学家Rudolf Virchow(1821~1902)创立了细胞病理学(cellular pathology),其巨著在1858年出版,直到今天其理论和技术仍在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此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探索,逐渐形成并完善了今天的病理学学科体系,如用肉眼观察病变器官的大体变化,被称为大体所见或解剖病理学(anatomical pathology);借助于显微镜所进行的组织学或细胞学研究,被称为组织病理学(histopathology)或细胞病理学(cytopathology);用电子显微镜技术观察病变细胞的超微结构变化被称为超微结构病理学(ultrastructural pathology)。近30余年来,随着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的进展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术、图像分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等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又极大地推动了传统病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学科间的互相渗透又使病理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免疫病理学(immunopathology)、分子病理学(molecular pathology)、遗传病理学(genetic pathology)和定量病理学(quantitative pathology)等,使得对疾病的研究不仅从器官、组织、细胞和亚细胞水平,而且深入到分子水平;并使形态学观察结果从定位、定性走向定量,更具客观性、重复性和**性。不仅如此,对疾病的观察和研究也从个体向群体和社会发展,并且和环境结合,出现了地理病理学、社会病理学等新的分支。这些发展大大加深了对疾病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为许多疾病的**开辟了光明的前景。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和后基因组计划的开展,病理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我国的现代病理学始建于20世纪初。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病理学家如徐诵明、胡正详、梁伯强、谷镜汧、侯宝璋、林振纲、秦光煜、江晴芬、李佩林、吴在东、杨述祖、杨简、刘永等为我国病理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功勋**。在教学方面,他们从无到有地编著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病理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并不断修订和完善,使病理学教学有所依据和更加规范化;在病理诊断方面,他们���力推进尸体剖验、活体组织检查和细胞学检查的开展,并确立了病理学在临床医学的地位;在科研方面,结合我国实际,对长期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恶性**以及心血管疾病等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多种形式,为我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病理学工作者,其中不少已成为我国病理学界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我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是幅员广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的大国,在疾病谱和疾病的种类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开展好人体病理学和实验病理学的研究,对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疾病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处理好人体病理学和实验病理学既分工又合作的关系,使二者加强联系,相得益彰。同时要打破病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密切关注相邻新兴学科的发展,学习和吸取它们的先进成果,来创造性地丰富病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病理学研究的某些领域达到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也是我国当代病理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任务。
(李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