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古典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
古典时期的时间跨度一般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是现代行政学的开创和形成时期。事实上,就西方来说,有关行政的学说和思想源远流长。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再到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都可以看到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研究则是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后的产物。这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带来了专业化的劳动,从而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成为可能。其次是**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从而使得研究政府的作用、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成为一种实际而迫切的需要。因此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时,威尔逊提出要建立一门****的行政科学,便是一种非常可以理解的适时之举了。
古典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公共行政和管理理论家。威尔逊首开行政研究之先河;泰罗的科学管理尽管发轫于对提高企业效率的研究,却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府的运作;法约尔试图总结一般的管理原则;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勾画了现代行政组织的特征;古立克的七功能阐述对组织的功能作了精当的归纳。
这一时期的行政学说和理论研究的目标是经济与效率,研究所涉及的主要范围是组织、行为程序和行政原理。这一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采用的是规范方法。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西方公共行政学说和理论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从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两分说对早期美国公共行政体制的影响,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引发的包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政府在内的效率运动,再到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诺斯的新制度经济理论以及奥斯本的政府再造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以“新公共管理”名义进行的行政改革的理论支撑,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同样,这些学说和理论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于我国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以及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首先是因为公共管理具有它的相同性的一面,也因为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普遍意义。一定意义上,这也显示了这些理论(尽管它首先产生于西方的土壤)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价值。
本书选择的一些理论家当然是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可能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企业管理理论家(如泰罗、法约尔、麦格雷戈等)和经济学家(如布坎南、诺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理论尤其在今天所具有的学科交叉和渗透的特征。选择这些人,毫无疑问考虑的是其思想和理论对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本书中相当部分的篇幅在若干年前曾作为《西方行政学说史》出版过。当初的写作曾有未将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写入的遗憾。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当时的遗憾,在时间上也有机会反映一些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