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泆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人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澶,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缌,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日:“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日:“然,如何?”皋陶日:“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日:“然。”皋陶日:“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日:“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騹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日:“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早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义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日:“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八月十二日钟叔河同志来信云,他决定要把标点分段的《史记》白文本(也就是不注不译不删节的原文本)印出来,以与今译(白话)本相辅而行。这一决定,我完全同意。两者的可取之处,并不是重复的,而是真正相辅相成的。
今译本对于古汉语没有入门,或入了门而程度较低的人,确有些帮助。过去我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经典如《诗》、《书》、《易》、《礼》、《春秋》之类,史书如《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之类,都要译成现代汉语即白话文,以便利想要阅读古籍的青年人。我这意见至今坚持,但一点也不排斥白文本,因为译注本虽有可取之处,亦确有它的弱点:(1)白话译注决不能保证****与正文相符;(2)注释夹在正文中间,读者不易体会正文连贯自然的气势和意味。白文本则不然,不仅这两个弱点完全没有,而且相反有一极大优点,即能使人充分享受古文连贯自然的文学上的优美之感。
讲到这里,或者有人说,注释之文也用古汉语不就好了吗?这不可能。既日译注,就只能用现代汉语或白话文。而且古代的注释、集解、笺疏之类,也似乎从来就不甚理想。我*早读《史记》时,读的是所谓《史记集解》。但所“集”之“解”,尽管是古汉语,其弱点与白话文译注的两个弱点完全相同。所以我后来编写《中国通史》及《中国政治史》时,引用《史记》,只靠白文,非万不得已,不找古汉语的注释之类。
总的说来,对初学古汉语的人,白话文的译注,虽有些帮助,但对古汉语已有基础的人来说,以读白文本为宜;而且白文既加了标点,又分了段,更便于阅读。叔河同志决定把标点分段的白文《史记》印出,我觉得很好,乐于在篇首写这几句,即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