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精神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时代 彭凯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 我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皈依者,在2008 年之前,我是不相信积极心理学的。 20 世纪70 ~ 80 年代,心理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认知革命。其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对人类非理性的认知误区的研究,诞生了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我的博士生导师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教授,也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这样的心理学大潮的影响下,我一直相信,帮助人类提高自己的理性和认知能力才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主流方向,所以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一直是人类的**认知,例如因果关系、虚假相关、价值观与行为不一致性、违背逻辑的辩证思维,以及文化对这些认知过程的影响等。 2008 年,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我回国带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建工作。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迅速,相较于我出国的1988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在20 年内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也发现,我们面临的心理挑战有增无减,社会普遍存在一些急躁、烦恼、焦虑、担忧的情绪,我们一直在追求粗放的更大、更好、更**次、更有面子等的路上义无反顾,却没有用心去体会自己内心的感受——那些精细的情感、流动的美以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给我们的宁静与平和。在这样一种无比冲动的文化氛围下,焦虑症、抑郁症、躁狂症、自我封闭症等心理问题出现的概率逐年升高,并且越来越蔓延到更年轻一代的身上。是的,今天的这个社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并不宁静,甚至在工业革命后几百年里人类社会比以往几千 年所积累下来的所有喧嚣都更为喧嚣。处于这个现代化的颠覆性变革的世界中,似乎每个文化、每个**、每个人都在努力去寻找着自己的“第二曲线”。增长成为全世界所有学科努力的方向与新的信仰。可是,到如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明确定义出这种关于增长的新的信仰究竟是不是合适的。 中国也没能幸免于那些现代化的陷井。虽然我们五千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有那么多值得并且能够让我们淡定下来的基因,但是全球化的步伐、地缘政治、军事威胁、科技与社会的颠覆式创新、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等诸多力量累加起来的作用力,在推动着这个蓝色星球“旋转得越来越快”。显然,在此时此刻,那些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变革具备更强大的诱惑力。 然而,这种致命的诱惑并不全都是积极的,其产生的很多结果甚至会导向人道主义的灾难。传统的心理学则非常像是一种应急的技术手段,自然而然地成为处理这些并不积极的心理结果的良方。的确,传统心理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这并不够。 从诞生之日起,心理学就不止有疗愈创伤这一项功能。它还有帮助人类心灵成长、认知提升与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追求*真实的幸福的功能。它真也有造就不断适应未来的社会精英、激发人的优势潜能、改造人们的学习方式、丰富人类对世界和自己存在意义的探索的目的。无论如何,在一个更加多元、更加不确定、更加融合的新时代里,这些目的都显得如此重要。传统的心理科学和实践的研究,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求了。如何从科学心理学的角度去帮助人们获得**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许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面对中国社会这个更加具体的全球引擎时,这种紧迫性更加突出。这时,我发现了积极心理学,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奠基人马丁·塞利格曼教授的诸多颇有成就的研究工作。 朱迪大学毕业时体重有80 多千克,她求职时四处碰壁。她猜想,“也许因为我太胖了”。她下决心**。她求助过一家****,还参加了“快速**”训练营,并聘请私人**师帮她控制了六个月的饮食。 她的**计划能成功吗?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存在着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心理**和自我提升。不难发现,很多人正努力做出改变:节食、慢跑、冥想。我们采用新的思考方式来对抗抑郁,练习自我放松来减少压力,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来提高阅读速度,用苛刻的方式来戒烟,努力戒酒,追求更多的生命意义,想尽办法延年益寿等。 有志者不一定事竟成 有时候自我提升和心理**会起作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无效的。这样,我们就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并怀有负罪感和羞耻感。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意志力的失败者,然后自暴自弃。 朱迪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一样,因误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而绝望不已,她花了十年的时间来**,结果却越减越肥。 十年前朱迪从布朗大学毕业时体重有80 多千克。她求助过一家****,去年还参加了“快速**”训练营,并聘请私人行为**师帮她控制了六个月的饮食。曾经有四次她的体重降到了55千克,但每次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很快就会反弹。朱迪现在的体重达到了85 千克,她已经彻底放弃**了。 朱迪在这场**游戏中已经彻底败下阵来。如果人们坚信可以改变任何事情的话,那么朱迪的自我提升行为就应该能让她**成功。不过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别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提升和心理**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生物精神病学的时代。早在20 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就差不多可以描绘出人体的基因图谱了。负责性欲、听觉、记忆、左利手和悲伤的那些大脑系统现在早已不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了。**比我们自己的努力更能有效地消除我们的恐惧,减少我们的焦虑,带给我们快乐,约束我们的疯狂,驱散我们的幻觉。我们不同的人格,我们的智慧和音乐才能,甚至我们的宗教信仰、良知、政治立场以及精力都与基因有关。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和基因有关,比十年前我们所知道的多得多。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他们的身高和体重极其相似,他们的人格也相似得出乎我们的想象。生物精神病学的弦外之音是我们的生理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不管多努力去改变自己都是徒劳的。 但这是基因派和生化派的看法,事实却是有许多人超越了自己的生物性,对应该有反应的**没有反应。许多人彻底改变了人生,在医生宣布为癌症末期后仍存活在世。也有很多人奋起反抗,脱离了与欲望、女性化或失忆等相关的激素及大脑回路的控制。 凯勒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范。他未采纳自己生理方面出问题的传统看法,而是找到了合适的心理**法,很快治愈了自己的惊恐障碍,并且再没有复发过。 凯勒是一位电脑软件设计师,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惊恐障碍每周都要发作一次。每次发作时他都会心跳加快、呼吸困难,每次他都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恐慌才慢慢消退。凯勒通过四年的心理**,渐渐洞察到他童年时有被人遗弃的感觉,但这对他的惊恐障碍并没有任何帮助。他服用的镇静剂已达到了*高剂量,且服用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的惊恐障碍会一个月发作一次。除此之外大多数时间他都昏昏欲睡,这使他失去了两个*大的客户。所以他停了药,但他一停药,惊恐障碍就回来了。两年前,他开始接受认知疗法的**。他修正了一些错误观念,比如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并不意味着心脏病发作或死亡来临,这些都是焦虑的症状。从那以后,他的惊恐障碍再也没有发作过。 在生物精神病学和自我提升的相互碰撞中,解决的办法浮出了水面。有些事情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有些则是不能改变的,也有一些是要历经千难万险才能有一点改变的。 哪些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哪些又是不能改变的呢?为什么朱迪失败了而凯勒成功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克服生理的限制?这些都是我将在本书中逐一论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