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饥荒年。1945年,盟军击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占领了奥地利。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即1947年5月份,维也纳因饥荒而引发了暴动。即便在我们当时居住的施蒂利亚州,食物也同样短缺。很多年后,母亲提醒我她和父亲为了抚养我所做的牺牲时,总会说起她在乡村觅食的经历:走过一个又一个农场,一点点地搜集黄油、糖和粮食。她有时候一去就是三天。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囤食”,就像仓鼠囤积坚果;要知道乞讨食物在当时很普遍。
塔尔是我们镇的名字,那是个很典型的农村。几百个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房子和农场组成自己的小村落,被乡间小径联系在一起。没铺柏油的主路在满是田野和松树林的低山上延展。
我们很少看见当时管理此地的英国军队,只是偶尔会看到卡车载着士兵呼啸而过。但是东边被俄国人占领,他们就显眼多了。冷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都很怕俄国人会把坦克开进来吞并我们。教堂里的牧师也会用恐怖故事来吓人,说俄国人会射杀在襁褓中的婴儿。
我家在山顶上的公路边,小时候我一整天都很难看到一两辆车开过。一座从封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堡废墟就在我家正对面一百码开外。
附近的斜坡上坐落着镇长办公室,以及母亲让我们去做周日弥撒的天主教堂;当地的饭庄,或者说小酒馆,是镇上的社交**。另外还有一座小学,我和长我一岁的哥哥迈因哈德就在那里上学。
我*早的记忆是母亲洗衣和父亲铲煤的样子。当时我还不到两岁,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很鲜明。他是个健壮的大家伙,很多事都亲力亲为。每年秋天我们会弄到冬天用的煤,一整卡车的煤倒在家门口,这时他就会让我和迈因哈德帮他把煤抬到地下室。能当他的助手很让我们自豪。
我的父母原本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的工人**家庭——大部分人在钢铁工厂做工。“二战”末期的一片混乱中,他们在穆尔祖拉格市相遇了。我母亲奥瑞莉亚,当时是市政厅食品配给**的文员。她刚刚二十出头,可战争却将她变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在婚后八个月就战死沙场。有天早晨,她正在办公桌前工作,不经意间注意到我父亲正在过街——看起来比她稍年长,大概三十五六,但是又高又帅,穿着地方警员的宪兵制服。她对穿制服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狂热,所以自此她每天都会留意他。她弄清楚他的换岗时间后,就一次不落地在办公桌前守候。他们会隔着打开的窗户聊天,她会把手头上的食品分他一些。
他叫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他们在1945年下半年结婚了。那时他38岁,而她23岁。我父亲被派往塔尔,管理一个四人小队,负责镇上和附近乡村的治安。薪水勉强能维持生计,但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住处——一座林务官的老屋。护林人住在一楼,巡官和他的家人住顶楼。
我童年的家是个十分简单的砖石建筑,规划良好,厚实的墙壁和小窗用来抵挡山里冬季的寒冷。我们有两间卧室,每间放一个煤炉用来取暖。还有一间厨房,我们在那里吃饭、做功课、洗漱、玩游戏。母亲做饭的炉子让屋里很暖和。
房子里没有铺设水管,没有淋浴头,也没有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夜壶。离家*近的水井在400米外,即使下着大雨或大雪,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打水。所以我们的水都是省着用的。我们把水烧热,倒进脸盆,用海绵或布擦拭自己——母亲会先用干净水自己洗,然后是父亲洗,*后轮到我和迈因哈德。水的颜色变深一点也无妨,只要我们不用去水井跑一趟。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木头家具和几盏电灯。父亲喜欢收集图片和古董,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这成了他无力维持的**爱好。音乐和猫让家里充满生机。母亲经常弹着齐特琴给我们唱各种歌曲和摇篮曲,但父亲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会吹奏各种乐器:小号、粗管短号、萨克斯、单簧管,样样拿得出手。他会作曲,还担任地区宪兵乐队的指挥——如果州里有警官殉职,这支乐队会在葬礼上演奏。夏天的很多个周日,我们都会去公园的音乐会,他会在那儿当指挥,有时候还亲自上阵演奏。他家里的人几乎都精通音乐,但是我和迈因哈德没能继承这优良基因。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养的是猫而不是狗——也许因为我母亲喜欢猫,而且它们会自己捕食,不用我们养。但是我家一直都有很多猫,屋里屋外撒欢,随时随地地卷成一团,叼着从阁楼抓来的半死耗子炫耀自己是多了不起的猎人。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只猫在床上陪伴入睡,这是我们的传统。有段时间,家里甚至有七只猫。我们爱猫,但不溺爱。由于当时不流行带宠物看兽医,所以当某只猫太老或病重,我们就等着听后院的枪声——来自我父亲的手枪。然后母亲、迈因哈德和我出去把猫埋起来,竖个小十字架。
母亲有只叫穆姬的黑猫,她总是说它很特别,我们却不以为然。我快10岁的某**,因为不想做功课跟母亲吵起来。穆姬像往常一样蜷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肯定是说了特别横的话,母亲准备上来给我一巴掌。我注意到了,想挡开,却用手臂打了她一下。穆姬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跳下来——它跳到我身上,开始抓我的脸。我把它扯下来大喊:“天啊!你干吗呢?!”母亲和我面面相觑,大笑起来,虽然我的脸还在流血。终于,她证明了穆姬是只特别的猫。
混乱的战争时期结束后,我父母*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两兄弟能过得安稳。母亲是个身材高大、骨架子很宽的女人,她为人可靠又机智,同样也是个能让家里一尘不染的传统家庭主妇。她会把地毯卷起来,趴在地上用刷子和肥皂刷洗地板,然后用布擦干。她为之狂热的事还有把我们的衣服整齐挂好,把床单和毛巾精致地折好,边边角角跟剃刀一样锋利。她在后院里给我们种甜菜、土豆和浆果,到了秋天她会把蜜饯和泡菜放在厚玻璃瓶里准备过冬用。父亲每天12点半从警局回来,她总是已经准备好午饭,晚饭也是在父亲晚上6点回来准时上桌。
她还是家里的会计。她做过文员,所以做事井井有条,对书写和算术很在行。每月父亲把工资带回家,她会给他500先令,剩下的用来贴补家用。她处理家中所有的信件,付每个月的账单。一年一次,通常在12月份,她会带我们去买衣服。卡斯特纳乌勒商场在格拉茨市,我们可以搭公车去。那座老楼只有两三层,但是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它跟美国大商场一样大。里面有自动扶梯和金属的带玻璃的电梯,所以上上下下的时候我们能看遍商场的一切。母亲只给我们买那些**的必需品,像衬衫、内裤和袜子等,这些东西会在第二天整齐地包在棕色纸包里寄到家里来。当时分期付款还是新事物,她很是中意这种每个月付一部分直到把账单付清的方式,这可以推动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去购物,真是个刺激经济的好办法。
她甚至处理家里的**问题,虽然我父亲才是受过急救训练的人。我和我哥把小孩子能得的病都得过了,像腮腺炎、猩红热、麻疹,她有了很多练手的机会。似乎没什么能阻止她:在我们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时,一个冬夜,迈因哈德得了急性肺炎,当时没有医生和救护车,我母亲把我和父亲留在家,把迈因哈德绑在背上,在雪里走了两英里多的路把他送到了格拉茨的医院。
我父亲的性格阴晴不定。他慷慨而多情,特别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深爱着对方,你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像她给他端咖啡的样子,他总是给她买小礼物,总是抱她、轻拍她的背。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爱意:我们总是跟他们睡一张床,特别是我们被打雷闪电吓到的时候。
但是每周都有一次,通常是周五晚上,我父亲会喝醉了才回家。他在外面待到凌晨两三点,跟一些熟人在小酒馆的同一张桌子上喝酒,这群人一般包括牧师、小学校长和镇长。我们会被惊醒,听到他气呼呼地冲来撞去,对着母亲吼叫。但是怒气一下就消了,第二天他会变得温柔贴心,带我们出去吃午餐或者买礼物给我们作为补偿。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不端,他还是会扇我们巴掌或者拿皮带教训我们。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了:所有当爹的都体罚孩子,都会醉酒回家。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父亲会揪住儿子的耳朵,手里拿一根细长棍子追打他,那棍子浸了水之后打得更疼。喝酒好像只是同志情谊的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利大于弊的。有时候妻子们和家人们会被男人们邀请到小酒馆一起聚聚,跟大人们坐在一起,让他们请客买小吃和甜点,让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十分荣幸。或者我们可以到隔壁房间喝可乐、玩桌游、看杂志或者电视。我们常常到了午夜还待在那里,心想:“哇,这真是太棒了!”
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种惬意背后的酸楚和恐惧。我们在一群觉得自己是窝囊废的男人们中长大。他们这一代发动了“二战”,却输了。战争期间,他离开宪兵队变成德国军队的警察。在比利时和法国服过役,在北非期间染上了疟疾。1942年,他差点在*血腥的列宁格勒战役被捕。他住的楼被俄军炸毁,被瓦砾困了三天。他的背断了,两条腿都中了流弹。他在一家波兰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月才伤愈出院,回到在奥地利的家,加入了民警部队。但是谁知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的精神创伤何时才能恢复呢?这些都是我在他们喝醉的时候听到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们来说有多痛苦。他们都打了败仗,同时害怕有**俄国人会来抓他们去重建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他们试着压抑怒火和耻辱感,但是失望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想想吧,你被允诺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公民,每个家庭都能得到*新的安置,可结果是,你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囊中羞涩、缺衣短食,一切都需要重建。在占领军的统治下,甚至你的**都不再属于你。*糟糕的是,你没法消化你经历的一切。这些都是不应该被谈起的,但没有宣泄的出口你又怎么能应付得了这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呢?
*终,第三帝国的头衔被正式取消了。所有的公务员——地方长官、教师、警察——必须经历美国人所谓的“肃清纳粹主义”。你被审问,档案被仔细检查以判定你是否对希特勒忠心耿耿,是否参与战争罪行。一切跟纳粹时代有关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书籍、电影、海报——甚至你的私人日记和照片。你必须上交一切——战争的痕迹应当从你的头脑中被永远抹去。
我和迈因哈德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一切。我家有本很漂亮的图画书,我们用它来蒙牧师,假装它是《圣经》,因为它比一般家里的《圣经》要大得多。我们中的一个会站起来,打开它做弥撒。其实它是一本手工书,用来宣传第三帝国的伟大成就。里面的版面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比如正在修建中的公共工程、隧道和大坝,希特勒的集会和演讲,崭新的大船,崭新的纪念碑,在波兰打的胜仗。每个类别都有标上数字的空白页,每次你去商店买东西,或者买战时公债,你会得到一张跟数字相配的图片,然后你把它贴在这本书上。当所有的图片都收齐,你就能得奖。我特别喜欢那些漂亮的火车站和火车头喷气的照片,还为一张两个人在轨道上开手摇车的图片着迷,他们按压着把手让自己前进——那对我来说代表了冒险和自由。
我和迈因哈德对自己看的这些东西的深层含义一无所知,但是有天我们想拿它蒙牧师的时候,它不见了。我们把家里都翻遍了。*后,我问母亲漂亮的图画书去哪儿了,那毕竟是我们的《圣经》呢!她只说了一句:“我们留不下它了。”之后我每次对父亲说“跟我讲讲战争吧”,或者问起他经历过什么,他的回答总是:“没什么好说的。”
生活对他来说就是遵守纪律。我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早上六点起床,我或是迈因哈德必须去隔壁农场买牛奶。当我们稍长大一些能做些运动时,除了家务他还让我们做一些训练,做俯卧撑才准吃早餐。下午,我们做完作业干完家务活,不管天气如何他都会让我们去踢足球。如果没踢好,我们知道肯定少不了一顿骂。
除了体魄,父亲同样注重训练我们的大脑。每周日做完弥撒,他会带我们出门:去别的镇子走走,也许,或者看个话剧,或者看他和警察乐队演出。到了晚上我们必须为这**写份报告,至少十页。他会用红笔批改,然后把满是红色的纸还给我们。如果我们拼错了一个词,我们得抄它50次。
我爱我的父亲,也很想被他喜爱。我记得有次我还小,把他的制服穿在身上,站在椅子上照镜子。外套像睡袍一样垂到我的脚踝,帽子架在了鼻子上。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却没什么耐心。如果我们想要一辆自行车,他会让我们自己赚钱买。我从来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壮,不够聪明。他总是告诉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换作别的孩子,早就在他的要求下灰心丧气了,但这些纪律影响了我。我把它化为了动力。
我和迈因哈德很亲密。我18岁参军之前我们一直住在同一间卧室,我别无所求。直到今天,跟人闲聊着睡去还会让我感到舒服些。
我们跟一般兄弟一样,十分争强好胜——经常想要战胜对方,或者先赢得父亲的青睐,当然,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好竞争的运动员。他会为我们组织比赛,然后说:“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棒。”我们比大多数的男孩子健壮,但是因为小一岁,迈因哈德总是在正面交手中胜利。
但是我总是寻找发挥优势的机会。迈因哈德的弱点是怕黑。他十岁的时候从我们镇的小学升到初中,学校在山那边的格拉茨。去那里要坐公车,从家走到车站要20分钟左右。迈因哈德这下碰到难题了,因为在日短夜长的冬天,学校活动总是在日落之后才结束,所以他必须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回家。他太害怕一个人走夜路了,所以我就只好去车站接他。
实际上我才9岁,也很怕一个人走夜路。当时没有街灯,塔尔在晚上是一片漆黑。这里的路两旁都是松树,像《格林童话》里写的那种,把头顶遮得密不透风,甚至白天在这里走也觉得很阴暗。我们都是听恐怖故事长大的,我永远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念这种故事,虽然它们是此地文化的一部分。故事里总有些女巫啦、狼啦、怪兽啦等着吃小孩子。而且有一个当警察的爸爸,更让我们的恐惧经历加倍。有时候他会带我们去夜间巡逻,说他在找某个罪犯或者杀人犯。我们会去某个田野上的孤零零的谷仓,他让我们在外面等着,然后拔出手枪自己进去检查。或者有时候人们在议论他和警队的人抓到了某个小偷,我们就会跑到警局去看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家伙。
要走到车站,不是“沿着一条路走”这么简单。那条小路穿过了城堡的废墟,然后沿着树林的边缘向下。有天晚上,我在那条路上走着,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树林里的动静,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站在我前方不远处。月光刚够让我看清他的轮廓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我尖叫着,定定地站在那里——结果他只是个当地的农民,要去我来的那个方向,但如果他真是故事里的小妖精,他就吃定我了。
我想战胜心中的恐惧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才是更强的那个。让我父母知道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我很勇敢,他不勇敢,虽然他比我大一年十四天。”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为了接迈因哈德的事,父亲每周给我5先令。母亲则利用我的无畏,每周让我去菜市场买些蔬菜,因为途中要经过另一片黑乎乎的树林。这份活计也让我每周收入5先令,我开心地用它们来买冰淇淋或者集邮。
但我的勇敢也带来了反面效果,我父母开始处处护着迈因哈德,对我关心得少了些。那年暑假,他们让我去我教母的农场工作,却把哥哥留在了家里。我喜欢做体力活,但是回到家中我却觉得被忽略了,我发现他们单独带着迈因哈德去了维也纳度假。
渐渐地,我和哥哥走的路子不一样了。我会读报纸的体育版并记住运动员们的名字,迈因哈德则热心地读起《明镜》周刊,相当于德国的《时代》杂志——在我们家,这是被优先阅读的。他开始自学记住世界上每个**的首都的名称和人口总数,以及世界上每条重要河流的名称和长度。他能背诵元素周期表和很多化学公式。他是狂热的事实爱好者,总是不停地向父亲挑战来测试自己知道多少。
同时,迈因哈德开始讨厌做体力活。他不喜欢把手弄脏。他开始每天穿白衬衫上学。母亲表面上没事,背地里却来向我抱怨:“我以为你爸的白衬衫就够我洗了。他现在也穿起了他的白衬衫。”不久,家里人都预测迈因哈德可能会成为一名白领,可能是工程师,而我则会成为蓝领,因为我一点都不介意把手弄脏。“你想成为机械师吗?”我父母会说,“做家具怎么样?”或者他们觉得我会像父亲一样当警察。
我心里在打别的主意。不知不觉的,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是属于美国的。没什么比那更坚定。就是……��国。我不确定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个想法。也许是想逃离塔尔捉襟见肘的生活和父亲的铁律,也许是每天去格拉茨上学的兴奋感,我当时刚开始读五年级。跟塔尔比起来,格拉茨是个巨型大都市,车辆、商店和人行道样样齐全。那里没有美国人,但是美国正在渗入我们的文化。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怎么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我们在教科书上,在投影仪吱吱放映的颗粒感很重的黑白纪录片上看到美国的城市、郊区、**建筑和高速公路。
*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美国来保证**。在奥地利,冷战近在眉睫。一有危机,父亲就整理行装去东边55英里外的匈牙利边境,去帮忙做防御工作。前一年是1956年,苏联击垮了匈牙利的革命,他负责应付了好几百人向我国境内逃难的情况。他将难民营的帐篷迁移到新址,帮助难民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有的人想去加拿大,有的人想留在奥地利,当然很多人也想去美国。他和他的手下照顾一些家庭,还让我们这些小孩去帮忙喂他们喝汤,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