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百年皆客
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赢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而韩国国内,韩王的做派和大多数国君一样,无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当作眼中钉。因此,戏剧性的情况便出现了,当边关吃紧时,韩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将们都在家抱小孩呢,于是临时征调他们去挡一阵子。要是赢政稍打一个盹,他又温柔富贵乡去了。有这样的国君,可以想见韩国的局面。
韩非要是也跟大多数公子哥似的,没事哼个小曲,遛个鸟,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他自己的主张与抱负。眼见韩国国势**不如**,不仅仅是忧虑,而且是忧愤起来。他多次上书韩王出谋献策,洋洋洒洒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诸如《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之类,来阐明他的理想。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个听众,可惜这个听众不是韩王,却是作为对手的秦王赢政。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距秦统一中国仅剩12年。韩王被赢政折腾得实在没办法,想起了*后一根稻草,派韩非子去秦国试一试,碰碰运气。可是,这一试,外交努力没试成,韩非的命却试没了。
韩非在秦国是这样开展外交作为的:他对赢政说,只要你赢政听我的,灭不了赵、韩、荆、魏、齐、燕,我就不是人。不但不是人,命也可以任你拿去(“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韩非不愧是法家出身,要多无情就有多无情。苏武在北海牧羊19年,受尽千辛万苦,无非为了骨气,可他倒好,反水还在其次,却要带部队打自己的祖国,难怪后人骂他。
赢政对这个**宏伟的战略蓝图怦然心动,“悦之”,恨不得明天一步就能封禅泰山,一统山河。于是赢政考虑该给韩非安排什么样的职位,考虑来考虑去,却把对韩非的任用给耽误了。
关于赢政的迟疑,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从史书的记载看,赢政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况且韩非还是他极想见到的人物。《史记》上说,秦王为了尽早见到韩非,甚至命令部队加大攻击力度。可一旦见到神交已久的韩非,赢政却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起来,这事确实颇费思量。我的推测是,秦王从始至终都未见到韩非本人。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场合的客套外,他们之间尚缺少一次足以达成共识的深谈。而这次没有兑现的深谈,对双方都是重要之极。秦王可以借此进一步认识韩非,要用其人,总得见见面吧。韩非也可以借此进一步阐明思想,取信于秦王,大而言可以得到富贵,小而言可以保住性命。
什么原因造成秦韩的失之交臂,不得而知,我想,其中*主要的因素,当是韩非的口吃。韩非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在嘴皮子上,而在笔底下。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而,韩非因口吃而丢掉的机会,却给了同学李斯一个可乘之机。西方有个哲学家曾说过一句相当恐怖的话:他人即是地狱。这句话用在李斯与韩非身上,真是贴切之极。
楚人李斯,也客卿秦国。所谓客卿,就好像中国留学生取得美国国籍,正准备参加议员选举,还在准备阶段,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韩非,对他的竞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结果自然不难想象,这个擅长心计且妒忌心极强的楚国人,不顾同窗之谊,准备干掉他。
李斯还真找到了韩非的死穴,他对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这句话因袭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为秦国谋划的攻防思想。他为秦王谋划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那些名人名士,能拉拢的,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来,实在拉拢不了的,干脆“利剑刺之”,免得为敌所用,老给我们添麻烦。
赢政怕的就是这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派人将韩非逮捕下狱。狱中的韩非要见秦王,李斯不让。要申诉,李斯也不让。不但不让,还擅做主张,派人拿了一杯毒酒,说是御赐的,逼韩非喝下去。而等秦王缓过神来,韩非,这个因为口吃而错过与秦王面谈的人物,早已吃过了他人生中的*后一顿晚餐。
《通鉴》中有两人评论了此事,一是扬雄,一是司马光,二人的论点和李斯一样,关键词只两个字:“人情”。扬子认为,韩非之失在于信口胡话,没有基于“以礼动,以义止,,的操守,口出狂言,不留后路,犯了自大病。司马光认为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一条就想把自己的祖国打倒,太禽兽了,死有余辜。而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的正是韩非的性格。
韩信的市井之志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之为“国士**”。
公元前203年,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派人对刘邦说:“齐地形势非常复杂,大王就让我代理齐王(假齐王)吧,否则怕镇不住。”
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他妈的……”。话音刚出口,坐在旁边的张良机警地踢了他一脚。刘邦尽管文化不高,但悟性极好,明白过来这一脚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果要反水,后果不堪设想。连忙改口说:“他妈的,要做就做真齐王,假齐王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王。可是,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
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赳赳武夫平生**次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局势的微妙,也在**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三人的谋虑竟惊人的一致,第三人就是张良,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我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生都看出了,身为统帅的刘邦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蒯彻,后来见韩信对他的策反无动于衷,于是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竟赦免了他,也是好命。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独具眼力,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自己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在楚)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通鉴》卷十)。时至**,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确是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后来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刘邦并没有负他。司马光好意地说:“假如韩信能谦虚一点,不那么居功自傲,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供奉。”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功成身退。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致后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副馋相,即是此理。《资治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通鉴》卷九)后来武功发达了,钱也有了,便伸手向刘邦要“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提醒之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因果至此上演。
愚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后语,他韩信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件事便是要娶老婆,还嫌吴妈的脚太长。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的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仗我不行,阴谋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
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再三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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