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清人考证
关于清人的考证之学,当年吕思勉先生讲授时在黑板上写过几段简明扼要的话,对理解此学问很有帮助。即:“考证之学之初兴,不过厌宋学末流之空疏,务‘多读书’、‘求是’而已。其风实起自明世。专务博学者,如焦浓、陈第等是也。兼讲经世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是也。诸人不但不排斥理学,且于理学入之甚深,但在讲经学时,不肯墨守宋人之说而已。降及清代康雍之间,尚系如此。后人称为‘汉宋兼采派’(见《四库书目》)。至干嘉时,学者乃专务‘搜辑’、‘阐发’汉人之说,于宋儒之说,置之不议不论之列。至此,乃成为纯粹之汉学,为清代学术之中坚。”“汉学家之功绩,在(1)通训诂,(2)勤校勘,(3)善搜辑,(4)精疏证,故使古书之误者可正、佚者复见、古义之晦者复明。(5)而其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之精神,于学者裨益尤大。惟其人无甚宗旨,内而身心,外而社会,皆非所措意。故梁任公谓为方法运动,而非主义运动也(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汉学家人物甚多,难徧疏举,曰人某分为皖、吴两派,章炳麟采其说,大致是也。皖派当以戴震为巨擘。近人多称道其《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之说,以余观之,此说并无足取……皖派之伟绩,在长于小学。其巨子为段玉裁及王念孙,段为精治《说文》者之始(清之治《说文》者,并非专于《说文》一书;乃以《说文》为**,而旁及其它字书),王则精治古人文法之始也。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又为王之支流余裔。吴派当以惠栋为大宗。此派之伟绩,在长于搜辑及疏释。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沈》)、王鸣盛(《尚书后案》)、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等,皆其代表人物。至于对一问题,搜罗证据,务极其周,疏释论断,务极其慎,则两派之所同也。”吕先生还继续讲“道咸以后,经学中又形成今文一派”,但已远于考证之学,且《吕着中国通史》裹已有讲述,这裹自不赘及了。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不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聚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遗产,也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使用语言、文字的习惯渐有差异,历代的典章制度又时有变化,后人阅读古人的文献典籍曰渐困难,需要对古代文献典籍加以训解和阐释,而社会上抄存流传的文献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编集。事实上���子对《六经》的整理,便是*早的较系统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对群书的校勘,更是中国历史上**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文献典籍整理工作。此后历代王朝几乎都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典藏图书的整理和书目的编制,广大知识分子也不断分散进行着对文献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古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化史等为**的知识体系,而这些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也就成为人们阅读、理解古代典籍与研究探索古代学术文化所**的知识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继承和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于1958年开始筹划建立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学科与专业,并于工959年在北京大学设置了**个古典文献专业。工983年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各地大学纷纷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及古文献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除北京大学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三家,形成了四个培养古文献学本科生的基础专业,数十所大学建立了古文献(或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