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七十年代末,巴金站了出来,他的《随想录》以“审己”、“弑己”和“焚己”的方式,发出了“我是我”的呐喊,对“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进行颠覆。后来,“文化热”���兴起,使社会形成了文化自觉的环境,作家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恢复文化的尊严和人的尊严的过程中,崛起了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他们所持的立场是文化立场,奉行的是文化尊严政策,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文化环境的改变,激活了散文家被长期封闭压抑的言说“自我”的欲望。自由是他们的散文的出发点,也是始终**他们不断前行的**指向。他们艺术地用文化视角、文化姿态和文化话语来进行散文创作,改变了“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载道的以说教性、依附性和阐释性为主要特征的单向型的模式,实现了以“文化自我为**”的主体回归。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职业写作者的出现,商品对散文的影响,散文文体的边缘化诸种因素都促使散文家真正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和而不同,抒写多元化情致成为散文的潮流,由此迎来了二十世纪末的散文繁荣。
在这一百年中,散文的命运还始终围绕着“激进”与“中庸”的冲突进行。
现代散文的产生,是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的一种**文化理念支配下产生的。五四的文化革命口号,在对待传统上,采取**的彻底否定,集中表现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口号的提出。对孔子的否定,对传统农业文化的批判,使得五四时期的散文家在创作上采取激进的姿态,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文化理念决定了现代散文的萌芽--杂感的斗争的形象特征:倾向分明,鼓动性强,畅达犀利,张口见喉。
激进意味着斗争。彻底意味着不可调和。支配影响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理论资源是建立在激进的对抗、斗争的基础上的。鲁迅是代表。他的散文理论观念的核心就是反中庸。他执拗地要散文充当“匕首”和“投枪”,并且把闲适散文作为“匕首”和“投枪”式的散文的对立面,斥为“小摆设”,加以无情地拒绝。他的反中庸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失望乃至绝望。他的理论的旨归是要把散文一分为二:“匕首”、“投枪”和“小摆设”,而后把它们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并把“自我”放到这非此即彼的对立中。把散文视为“匕首”和“投枪”当然也是鲁迅的一种性情,但这一散文理念又和他的哲学政治理念完全一致,尤其到后期,鲁迅坚决反中庸,信仰一分为二,认为世界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他的许多名言,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 百年中国散文之命运(代序)
回眸百年,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命运,变化起伏,激荡翻滚:二十世纪初,它以杂感的形式,挟带风雷在五四风雨中诞生,迅即蜕变,走向成熟,迎来灿烂的二十年代散文的成熟和繁荣。时代的骤变,三十年代的小品文的“匕首”、“投枪”和“小摆设”之争,促使散文分化,京派、海派和论语派散文纷纷亮相。长期的战争,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近半个世纪的“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红色颂歌散文主宰了文坛。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持久的文化热,营造了文化自觉环境,促使散文主体“自我”的觉醒。和而不同,世纪末的散文终于完成了从散文家的主体,到散文的抒写姿态、话语、策略以及文本形式的蜕变。
不过,变化是复杂的,散文始终和人的“陛情”相联结,也可以说,散文就是作者的“性情”。追求“艺术性”的散文也始终追求“性情”的“自我”在“艺术性”中能自由地呈现。“性情”的艺术或艺术的”性情”时时向散文家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谁是我?魂归何处?散文主体性的危机始终伴随着散文的历程,并成为百年散文创作的敏感区。和其它文体相比,散文在被阅读时,作家的“我”常常会被人们联想和窥视。太多的恩怨,太多的是非也就因此而生。过程的美丽也伴随着痛苦,但有一点是始终不移的:变化的指向充满了现代性想象。
回眸百年中国散文史,人们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什么因素在操纵和影响着它的命运?
“道”,可道,“道”,亦不可道。可道,是它在任何时刻任何环境中,意义指向非常明确,有特指性、确定性和明晰性。不可道,是“道”在变,因时代而变,因人而变,因社会而变,具有不确定性,尤其“道”和“个人”的关系是不可道。回眸百年散文,载“道”与离“道”却始终或明或暗地主宰和影响着散文的命运。
现代散文是在布道中诞生的。当十九世纪末梁启超推行变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