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兆页）是我国元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擅长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其中以行楷书造诣最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洛神赋》是赵孟（兆页）在元大德四年（公元一三00年）为盛逸民所书。全篇气韵连贯，首尾呼应，结构严谨，可以看出他临池功力之深。此手卷、为纸本。原件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现影印出版，供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参考。

《爨龙颜碑》，又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四五八年）镌立。
《爨龙颜碑》，正书。碑阳二十四行，每行四十五字。碑阴刻职官题名三更，上列十五行，中列十七行，下列十六行。
《爨龙颜碑》与晋《爨宝子碑》并称为“二爨”，因该碑高、宽都大于《晋爨宝子碑》，又有“大爨”之称。
《爨龙颜碑》是流传绝少的南朝碑刻之一。书法饶有隶意，气势雄强；结构多变，布局参差有致，后人认为它的书法，与北魏《张猛龙碑》用笔近似。它是研究南北书派的重要书法作品。
清代道光年间，阮元在云南陆良访得此碑，即受到书法界的广泛重视。清代杨守敬在《评碑记》中说：“正书自《葛祚碑》数字而外，此为最古，绝用隶法，极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醇尔雅”。
现据初拓佳本影印出版，供广大书法爱好者参考学习。

赵孟頫，字子昴，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生于南宋宝祐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卒于元至治二年（公元一三二二年），年六十九岁。赵孟頫是我国元代著句的书法家。他擅长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其中以行楷书造诣最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妙严寺记》为赵孟頫书并篆额。杨守敬评支：“此碑不署年月，当在书《肥巴碑》之前，以文敏（赵孟頫）官附考之可得。书法亦不及《胆巴碑》之老健，因年而进，虽大学亦然。然元一稚笔，所以独有千古也”。此碑用笔精到，结字严谨，是作者行楷书中的代表作。
此件于清《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民国年间流传海外，此本根据传世墨迹影印本重印。墨迹原件为每行八字，现割裱每行六字，为初学者临习参考。

在我国历史悠久、丰富多的书法艺术中，北魏时期（公元三八六——五三四年）的碑刻书法艺术久享盛誉。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书法史上有“魏碑体”的称誉。“魏碑体”基本属于楷书（亦称正书、真书）书体范畴。《龙六二十品》是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为“魏碑体”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龙门二十品》历来拓本很多，这次选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嘉庆时的最佳拓本影印出版。每品均先影印整拓本，再按原大影印拓本局部。

竹简《神乌傅》不仅故事写得哀婉动人，寓意深刻，而且书写技巧也很有特色。在西汉晚期，流行的隶书已进入成熟期，书全文字正呈现出向隶草体、八分体演进的趋势。此由《神乌傅》亦有反映，其篇题用标准隶体书写，赋文则用隶草体抄写，书体笔画简捷娴熟，简省与连笔兼具，字体由方趋扁，横向取势，波磔较长，用笔精熟老练，笔道粗细富有变化，有较强的书法艺术感染力，堪称是西汉隶书发展中所出现的隶草书体演变的书法代表作。
我们已经选编出版了《马王堆汉墓竹简·遣策》的放大影印本，为西汉初的早期隶书伤口现在这本《神乌傅》放大影印本，是西汉晚期隶草的书法作品。我们出版社还将陆续推出一批地下出土简牍、帛书书法精品，目的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一套新的书法范本，增进欣赏学习中国古代书法伤口的学养和全面了解古代书法艺术发展史，以大力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

在纸尚末发明之前的中国上古时期，人们主要利用龟甲兽骨、陶器、金石、竹木、缣帛等等作为记事的书与契刻材料。由于文化的普及、社会的进步，春秋眯国直至秦汉时期，出于取材料和阅读的便利，人们已更多地以竹简、木牍、帛书为书写载体，进行社会交流与文化传播。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共有甲、乙两本，甲本用篆书抄写，乙本用隶书朱写，甲本破损严重，文字残缺较多，乙本破损稍轻，文字基本清晰。老子是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也是道家的创始人，提出“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老子》书在同一墓中出现两种抄本，书体有篆、隶之分，且避汉朝皇帝名讳亦不相同，说胆抄成年代有早晚，原书在西汉时已流传很广，其成书年代当更早。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发现，还为研究中国文献学和书法艺术的演进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原始文物资料。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两种抄本，篆书抄写的甲本比隶书抄写的乙本，据所避汉朝名讳，知甲本年代稍早。特别是隶书乙本的发现，再次弥补了从秦上篆向东汉隶书演进过程中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实物作品之匮之。帛书隶书《老子》乙本，属子西汉前期隶书，书体虽然仍带

本册包括：学书先学楷、结字规律、笔法规律、章法规律、练习方法、学习中要注意的问题、欧体楷书、颜体楷书、柳体楷书等内容。

广东省博物馆筹建于1957年7月，在1959年10月工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正式对外开放。作为一个以地方史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我馆筹建之初，就在征集、保护文物方面，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与支持。50年代，文化部文物局在国家外汇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为我馆拨外汇专款从香港购回明早期广东画家颜宗湖山平远图卷、北宋潮州窑青白釉带铭佛像等文物。省政府在1961年至1963年的三年间就拨给我馆工6万多元，购置书画、陶瓷等一千六百余件，其中多为精品，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不在少数，如宋伏虎罗汉图轴、明林良双鹰图及吴伟画佛像等。另在1970年一次拨款30余万元，将广东省陶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历年留下的两万余件禁止出境的文物拨给我馆收藏。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文化局（厅）都曾向我馆调拨数以千计的文物。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等兄弟单位也曾调拨支援大批文物，给我馆以无私的援助。广东省、广州市文物总店更以向博物馆提供藏品为己任，将收购的大量文物转给博物馆。上述的多方支援，奠定下我馆馆藏的基础。

本书介绍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

佛教傳入中國，佛教藝術也隨之在中國獲得發展，並且在其流經之地，分别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造像風格和樣式，令中國多民族佛教藝術的内涵更為豐富多彩。這一發展過程既展示了中國佛教藝術的歷史成就，也豐富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傳統。但是，古代雕塑藝術從事者多為工匠，有關歷史記載很少，不如繪畫多有文人留下的論述。因此，探索中國佛教造像的歷史進程與成就，對於了解佛教藝術各時期的面貌以及繼承發展歷代的藝術經驗，均具有重大的意義。近年來，因教學需要，在考察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佛教造像的發展、演變作了一些探索。

明、清两代是中国彩瓷高度发展繁荣的鼎盛时期。彩瓷分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别。釉下彩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长沙窑。长沙窑用褐、绿、蓝彩在瓷胎上绘画，花纹有各色圆点组成的图案、花鸟、人物、走兽、诗词等，技法娴熟，构图美观，为瓷器的装饰开辟了新的蹊径。不过长沙窑所烧制的是青釉釉下彩绘瓷，与后世的白釉薄胎彩瓷风格迥异。到了宋、金时期，彩瓷有了新的发展，磁州窑系的白釉黑彩、白釉酱彩、绿釉黑彩、白釉红绿黄彩，定窑的白釉黑彩、白釉红彩、白釉金彩、黑釉金彩，吉州窑的白釉褐彩等，品类繁多，风格各异，绘画题材也极为丰富，包括各种图案、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和诗词等，构图新颖活泼，画风自然潇洒。除红、绿、黄彩和金彩绘于釉上外，其它均为釉下彩。

《金刚经刻石》写刻于唐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柳公权手书，原石早毁于宋。今有甘肃敦煌石窟出唐拓孤本传世，一字未损，凡十二石，每行十一字，惜已流落海外，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
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
我们这次影印出版的《金刚经刻石》，是根据目前所见最早最好的上述敦煌唐拓影印本，经重新割裱，改成十六开本，保持了原碑字体的大小。相信它的出版，对深入了解『柳

《汉张景碑》镌立于东汉桓帝廷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碑身高一二五厘米，宽五四厘米。一九五八年在河南省南阳市出土，出土时四周残损。

龙藏寺碑，随开皇六年（公玩五八六年）恒州刺史王孝（亻零）为劝造龙藏寺所立。原碑现在河北正定龙兴寺内。
此碑末著书写人姓名，其书体方整有致，字画挺劲有力，与唐初的孟法师碑和雁塔圣教序相较，在书体结构和用笔上都有共同之处。因此在南北朝至唐的书法艺术发展史上，龙茂寺碑正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
流传的龙藏寺碑拓本，大多是清乾隆时所拓。现影印的拓本和端方旧藏号称为宋拓的“张公礼”三字末泐本相校，则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字更多，而且纸墨清朗。为保持字的原貌，原拓本每行八字，经割裱每行七字，供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参考。

米芾（一○五一――一一○七年），初名黻，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车家，字元章，号海?[外史、襄阳漫士等。原籍山西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和江苏镇江等地。徽宗朝曾任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最后出知淮阳军，卒于任所。
米芾在书法上和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人齐名、世称“宋四家”。他对历代各家书法曾下过很大功夫临摹，广学众家之长，融会贯通，白成一家。擅长行书，字体潇逸舒畅。
《苕溪诗》卷是米芾自书游苕（今浙江湖州）时所作的诗，写于宋哲宗元?v三年（一○八八年），是其传世墨迹中的佳作。
原卷为纸本、纵三○?三厘米，横一八九·厘米。乾隆时入内府，清亡后被溥仪携至东北，伪满覆灭后与其他许多文物一起散失。一九六三年故宫博物院收购时，此卷已有残伤，缺损数字，后据延光室影印本临摹补齐，重新装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