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是颇为难讲的。因为:
(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实可考的,历代都有记载。记载自然有缺漏,但是一件事实,缺落其一部分,或者中间脱去一节,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自然有人去研究,用考据手段去补足他。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有许多政治思想,怕始终没有发表过;即或发表过的,亦不免于佚亡(凡高深的学说,往往与其时的社会不相宜,此等学说不容易发表,即使发表了,亦因其不受大众的注意,或且为其所摧残而易至于灭亡);此等便都无可稽考。
(二)中国是一个政治发达的**;而且几千年来,研究学术的人,特别重视政治;关于政治的议论,自然有许多,但都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倘然看作问题而加以研究,必先对于这件事情发生了疑问;而疑问是生于比较的。我们都知道:希腊的政治思想,发达得很早。在亚里斯多德时,已经有很明晰的学说了��这就是由于希腊的地小而分裂,以区区之地,分成许多国,各国所行的政体,既然不同,而又时有变迁。留心政治问题的人,自然觉得政治制度的良否,和政治的良否大有关系,而要加以研究了。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个大陆之国,地势是平坦而利于统一的。所以其支离破碎,不如希腊之甚。古代的原民族,——即**所谓汉族——分封之国虽多,所行的政体,大概是一样。其余诸民族自然有两样的,但因其文明程度较低,中原人不大看得起他,因而不屑加以比较研究。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可以代表这种思想、这种趋势。直到后世,还是如此。没有比较,哪里会发生疑问?对于政治,如何会有根本上的研究呢?因此,中国关于政治的史料虽多,大都系对于实际政务的意见——如法律当如何改订、货币当如何厘定之类——此等学说,若一一列举,则将不胜其烦,而其人对于政治思想依旧没有明了。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非将一个思想家的学说,加以综合,因其实际的议论而看出其政治上的根本主张来不可。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