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林七贤到明清大儒，从魏晋风度到唐诗宋词，本书是一部诗史交织的“古代文人沉浮录”，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讲述王维、苏轼、王阳明等十八位文人以诗入世的人生故事，从故纸堆中重现文人的风雅与风骨。

前 言
在古代，有一种气度叫文人风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是人中君子，也是国之栋梁。
一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正在席卷全宋。
由于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加上操之过急、用人不当，新政推行未满一年，朝野上下怨声不断。
弹劾王安石的奏表如雪花般飞入朝廷，宰相韩琦、御史中丞吕诲等人都声称，王安石这般“奸佞”之人，一日不离开京城，大宋便无一日安宁：
（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元·脱脱《宋史》
这让力主改革的宋神宗，也开始摇摆不定。
他特意召见司马光，满脸真诚地发问：“王安石真的是小人吗？”
司马光连忙摇头否定：“王安石绝非奸邪，只是不会处事，过于固执。”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王安石不遗余力地推行新���，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社稷苍生，但他自负倔强又急躁冒进，得罪了许多人。
1086年，王安石在南京病逝。已经病入膏肓的司马光，听闻消息之后，给朝廷写了这样一封信：
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王安石的文章和人品，都有过人之处，如今不幸离世，宵小之辈肯定会对他百般诋毁。朝廷应该依礼厚葬，以振世风。
我会批评你的政见，指责你的言论，但绝不诋毁你的人品，这叫“和而不同”。
没有任何成见，抛开所有恩怨，只以公正之心去评价你的生平，这叫“周而不比”。
古代君子的两条标准，司马光已经集于一身。
难怪以苛刻著称的朱熹，都给了他“五星好评”：“智仁勇，严而正。”
二
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谏主。
晏殊，北宋**的富贵词人。
“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更漏子》）晏殊的一生，似乎除了宴饮，还是宴饮。
在他的挽词中，欧阳修甚至有过这样的评价：“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明哲保身”早出自《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意思是晓善恶，辨是非，知进知退，择安去危，保全自身，然后夙夜在公，效忠朝廷。
这本是一个褒义词，但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渐发生改变，现在多指胆小怕事、棱角全无的老好人。
那晏殊属于后者吗？当然不是。
仁宗年轻的时候，皇太后刘氏临朝听政。为了感激昔日的收留之恩，她想提拔张耆为枢密使，总揽全国兵政。
晏殊素知张耆品行，认为他德不配位，绝非宰辅之才，便上书朝廷，力劝刘氏亲贤远佞。
刘氏大为恼火，在她的授意下，中书省一纸诏书将晏殊贬为宣州知府。
1032 年，掌权多年的刘氏，准备穿上衮服（天子的礼服），去太庙祭拜先祖。消息一出，满朝哗然。迫于刘氏威严，大部分官员都敢怒不敢言。
唯独两个人，提出了反对之声。一个是礼部侍郎薛奎，还有一个就是参知政事晏殊。
刘氏问他：“薛奎反对哀家服衮冕（gǔn miǎn）、拜太庙，你怎么看？”
尽管已有前车之鉴，晏殊还是冒着被贬职甚至被杀头的危险，当着刘氏之面，背起了古书《周官》，提醒她身为太后，规矩不可坏、礼数不能乱。
晏殊混迹官场多年，当然清楚圣意不可忤。
他在张口之前应该就想到了结局。为了维护朝廷纲纪和**尊严，他还是挺身而出，秉公直言，即便降职远调，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晏殊，又岂是一个圆滑世故、见风使舵之人？
三
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
——《拒礼诗》
柳永，历来争议多的词人。
他的作品，并未得到主流文坛承认，晏殊、苏轼和李清照都曾公开表示，柳永的文字“格调不高”“词语尘下”。
其实，他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不堪。
柳永曾经写过一篇《劝学文》，字里行间，正能量满满：
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勤奋读书，平民之子，有可能成为公卿。不思进取，公卿之子，也可能沦为平民。
进士及第后，柳永曾任余杭县令。
余杭的藤纸远近闻名，每年都会作为贡品，被运往京城。
柳永到任后，大力扶持造纸业，不到两年，藤纸的产量便有大
幅提升，但进贡朝廷的数量却和从前保持一样。
甚至在进京面圣时，柳永都未带上一张藤纸。
仁宗皇帝有些吃惊：“余杭盛产藤纸，为何不送些与朕？”
柳永直言作答：“县令送十张，知府送百张。长此以往，百姓必然不堪重负。多了贡品，失了民心，绝非盛世之政。”
身为天子门生，却不取悦朝廷，“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原来“浪子”柳永，也是这般忧国忧民。
四
都说“文如其人”，但很多时候，作品并不能反映人品。
文人大多贪杯好饮，他们的诗赋辞令中，常有“夕阳西下几时回”（晏殊·《浣溪沙》）、“拟把疏狂图一醉”（柳永·《蝶恋花》）之语，这完全符合书生群体的身份特征。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他们都是贪图享乐、声色犬马之人。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古代的这些文人，是不是中国的脊梁，自有历史评说。但他们当中，确实有很多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之人。
有以瘦弱之躯迎战乱军的谢道韫，有“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韩愈，有批评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的苏辙，有公开上书刘太后、要求还政于仁宗的范仲淹，还有“不能一傍贵人之门、不肯一作新进士语”的晏几道，以及当面得罪蔡京的周邦彦，拒不迎合秦桧的张孝祥，擅自开仓赈灾的郑板桥……
他们一身正气，满腔赤诚，只要利于朝廷、益于民生，不管前方是弓弩陷阱，还是万丈深渊，都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
“失意不失志，可杀不可辱”，古代文人的气节和风骨，足以激励当世，垂范千古。
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和精神史。他们的生平经历和诗文作品，他们的处世法则和为人之道，他们的思想智慧和意志品质，都是值得研究和传承的宝贵财富。
当然，褪下“文化名人”的光环，他们也是普通人，能力会有欠缺，性格也会有短板。这才是历史人物的本来模样，别觉得惊讶，更不必遗憾。
只有将他们复原为身边的普通人，以平常的眼光审视，以对等的身份交谈，像结识朋友一样，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可以崇拜，也可以不爱，才有机会走近他们的人生，靠近他们的内心。
这也是本书的创作初衷，在诗文里探寻历史，在故事中读懂诗文，由魏晋至唐宋，由唐宋至明清，一路呈现古代文人的风流、风雅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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