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前额并高
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的几次,都是在颁奖的场合,近的一次,却是从梁先生温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奖。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无论是在文坛或学府,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只怕难有今天。 所谓“当初”,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对我的习作鼓励有加,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点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所说的“现代”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漂泊得更久。 直到**我还记得,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遇到英文人名,则横而书之,满满地写足两张。文艺青年捧在手里,惊喜自不待言。过了几天,在绍班的安排之下,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德惠街在城北,与中山北路三段横交,至则巷静人稀,梁寓雅洁清幽,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 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风大雨,在大陆上已见过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就坐在那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我一面应对,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眼前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来说,体型“在胖的那一边”,予人厚重之感。由于发岸线(hairline)有早退之像,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牙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并不很懂观相,却颇热衷猎狮(Lion-hunting)。这位文苑之狮,学府之师,被我纠缠不过,答应为我的本诗集写序。序言写好,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属于新月风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竟然把诗拿回去,对梁先生抱怨说:“您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 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的我,大概狮子一声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说道:“那就别用得了……书出之后,再给你写评吧。” 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不久,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长一千多字,刊于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国》。那本诗集分为两辑,上辑的主题不一,下辑则尽为情诗;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梁先生尤其欣赏《老牛》与《暴风雨》等几首,他甚至这么说:“出色的要算是《暴风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真可说是笔挟风雷。”在书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艺术并不年青,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生出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循,外国诗正是一个好的借镜。 在那么古早的岁月,我的青涩诗艺,根柢之浅,启发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词固然是出于鼓励,但他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却是我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 朝拜缪斯的长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辈如此的奖掖,使我的信心大为坚定。同时,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结识了不少像陈之藩、何欣这样同辈的朋友,声应气求,更鼓动了创作的豪情壮志。诗人夏菁也就这么邂逅于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们就惯于一同去访梁公,有时也约王敬羲同行,不知为何,记忆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频。梁先生怕热,想是体胖的关系;有时他索性只穿短袖的汗衫接见我们,一面笑谈,一面还要不时挥扇。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可以想见,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些恭谨的晚辈打发走了之后,东窗也好,东床也罢,他是如何的坦腹自放。我说坦腹,因为他那时有点发福,腰围可观,纵然不到福尔斯塔夫的规模,也总有约翰逊或纪晓岚的分量,足证果然腹笥深广。据说,因此梁先生买腰带总嫌尺码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号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是否谣言,却未向梁先生当面求证。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门子,总有点心招待,想必是师母的手艺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两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笔论起珍馐名菜来,头头是道,就连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动,馋肠若蠕。在糖尿病发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实也饫足了。有时乘兴,他也会请我们浅酌一杯。我若推说不解饮酒,他就会作态佯怒,说什么“不烟不酒,所为何来?”引得我和夏菁发笑。有一次,他斟了白兰地飨客,夏菁勉强相陪。我那时真是不行,梁先生说“有了”,便向橱顶取来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强调那是1842年产,朋友所赠。我总算喝了半蛊,飘飘然回到家里,写下《饮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读而乐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国》上,一时引人瞩目。其实这首诗学济慈而不类,空余浪漫的遐想;换了我中年来写,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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