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解读经济的书籍浩如烟海,但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作出分析。从城市视角出发的****,本书算是一种尝试。 纵观过去一百多年全球城市的兴衰浮沉,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如果去繁就简,剥茧抽丝,重要的可以概括成三个。 是地理因素,包括自然的地理区位以及人造的能够改变区位条件的交通基础设施。它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下限。 第二是政治因素。有没有在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是不是政策洼地,拿到哪些优惠政策或财政倾斜,直接影响了一个城市的上限。 第三是人为因素。城市发力的方向,城市自身的作为,属于复杂的一个变量。它决定了到底是“经济地理学”影响更大,还是“政治地理学”的作用更显著,是白白浪费了万千宠爱沉沦下去,还是踩着地理魔咒的“尸体”高歌猛进。 中国的省会城市,几乎都能放在这个大框架里考量。 …… 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34岁的年轻人规模为3.25亿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为2.9亿人,减少了3463万人。同比前十年,20~34岁的年轻人规模仅有89.3%,减少了1/10。 这对于整个民族未来的影响不可估量。之前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通道。实际上,中国人口规模在2022年就已经迎来了负增长。 其实,当一个社会有朝气、想法的青年人在萎缩的时候,讨论全体人口何时负增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已经算是实质性的负增长了。 3463万年轻人,比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还要多。按照一百个人出一个人才的概率算,就少了34万个人才。原本,他们应该在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旁边,在大连港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在深圳华为的6G实验室里忙碌着……按照十万人出一个天才的概率算,我们也少了340多个诺贝尔奖的冲击者、工程院院士的候选者、学府的校长…… 损失不可谓不大,年轻人数量的负增长所产生的冲击波不亚于整个**步入深度老龄化。 第二,少子化以及晚婚潮蔓延全国。 亚洲结婚晚的城市是哪个?不是低欲望社会的东京,不是财阀集聚**固化的首尔,也不是房价宇宙的北上广深。在已公开数据的城市当中,中国一座三线城市——湖北襄阳**。 这座目标直指“万亿工业强市”的湖北第二大市,2021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龄达到了惊人的35.23岁,女性则为33.96岁。比东京、首尔,比所有亚洲“内卷”之都还要晚。 在大众的认知中,结婚年龄与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结婚年龄越晚,但是襄阳直接打破了这个自然规律。 不仅如此,2021年安徽全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31.89岁,女性30.73岁;河南平顶山,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29.4岁,女性29.3岁;湖南岳阳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29.2岁,女性26.3岁;浙江温州2021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分别为男性29.1岁,女性26.7岁……万万没想到,晚婚潮已经从一线城市蔓延到了三、四线城市。 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出生人口的持续下滑。1990年,中国有31659万个0到14岁的婴童,2020年减少至25277万人,从总人口的27.7%下降到17.9%。 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对高端科技树的攀升,也对整个中低端制造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知道,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共同决定消费市场的大小。虽然未来人均收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对冲人口下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每个人消费频次的提升幅度是有极限的。试想一下,月工资从一万元变成两万元之后,**能多喝几杯咖啡,一年能换多少台电视?其实变化不会太大。 当前,产能过剩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在未来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威胁会更加凸显。 中国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的普及,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的。用上机器人和物联网之后,一条中低端产品生产线的产能会以几倍的速度上涨。制造能力的提升,远远快过消费能力的提升。 而我们年轻人在萎缩,出生率在下跌,老龄化在加深,国人的胃口可能根本跟不上这种扩张速度,这使得原先“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链条受到很大阻力,加大了中国消解过剩产能的困难。 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开辟出口市场,去占领海外几十亿人的市场。如此,贸易冲突的概率就会变大,不论是跟欧美发达地区,还是跟中东、拉美、非洲这些第三世界地区。 有一种方式可以消除这种潜在冲突,就是中国在产业结构上“退二进三”,提升真正的现代服务业水平,变成第二个“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金融、咨询、设计、科研、文化等高端服务。与此同时,有计划、有节奏地压缩低端制造业比重,较低附加值的有形货物转向进口,去生产全球趋之若鹜的先进装备、芯片、高端零部件…… 但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它要求人民币要跟美元一样国际化,开印钞机就能收割别人的产能;要求我们要深谙国际游戏规则;要求我们能妥善处理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就业摩擦…… 未来的挑战,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省会城市的作为就至关重要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过去以人口增长为核心要素的投资驱动模式,以房地产拉动的经济模式已统统走不通了。我们的经济逻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城市的方向和作为,决定了其是力挽狂澜,走出人口结构变化的泥沼,还是会被困难击倒,沦为铁锈地带。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逃离的趋势,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东北的困顿,使得哈尔滨掉出副省级城市行列,使沈阳成为下一个****城市的时间延缓,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与此同时,也有的城市主动出击,试图绕开人口变化的障碍,比如合肥赌上一切成为很多企业的地方合伙人,“凭空”造出液晶显示面板、集成电路等产业。深圳和广州将风投模式运用得炉火纯青,演绎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不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