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启功先生(1912—2005)在我们当下的读书界,*初是以**书法家名世的。然而事实上,启功先生书法的成就,是以丰富与坚实的传统文化修养为根基的。启功先生是爱新觉罗**出身,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自青年至耄耋之年,从事高等文化教育凡七十余年,是一位文化教育的大师。启先生的著作,总是循循然善诱人的。
20世纪70年代末,高等教育恢复,启先生招到了他的首批研究生。面对这些好学聪明又被时代延误读书的学子,启先生设计先开一门特别的课程——猪跑学。这是一个风趣的口头叫法,意思是没吃过猪肉也要了解一下猪跑,为青年学子“恶补”一下文化常识。
老一辈学人都评价,启先生肚子里有无尽的中国学问。岂知启先生还是位能将其学问生动诙谐、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的大师。那些如今成就斐然的门生学者,就是启先生的证明。
我们与出版社深入沟通,以启先生当年讲述“猪跑学”的思路,梳理整合启先生讲解传统文化的文字,分别以《千里之境》《笔墨风骨》《歌以咏志》《千年文脉》为题,编为绘画、书法、诗词、国学四部分,以图文为形式,为当代读者提供一套有体系、较简明的文化读本,也借此向年轻朋友介绍启功先生的学问一斑与文化品格。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启先生存世的著作,依据四个主题以及编辑体例要求,进行了仔细的选辑和编排。需要说明的有:
一、依体例要求,少数文章的标题与段落有所调整,并统一了标题层级。
二、依目前出版规范,查考相关资料与工具书,对原文的繁体字、异体字、标点符号等进行了校订,例如“做”“作”“的”“地”“得”等用法,均按当下出版规范进行了调整。而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习惯等,则尽量予以保留。
三、历史人物的名字,凡存在繁体、异体字的,统一改为简体字。例如文徵明的“徵”改为“征”,刘知幾的“幾”改为“几”,等等。
四、典籍著作的名称,按书画、文史领域的通用习惯,沿袭旧称。例如“《兰亭叙》”“穀梁”等用法,均予以保留。
五、根据文化的一般标准,对我们认为的生僻字添加注音简释,对不常见的文化术语、历史事件、文化人物等添加介绍与说明。此部分文字以边注、脚注的形式呈现。
六、对原文提到的作品,尽我们的搜集能力,配图对照,方便读者的阅读体验。
七、极个别处,对原文知识点有所质疑,将编者的意见附注在页下。
八、根据内容精选历代书画作为配图,若画心完整,则不标注“局部”。
启功先生谢世近二十年了。先生的品德与学问,正像他为北师大拟写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一样,越来越广泛地被年青一代了解和继承。启功先生一生做了七十多年的文化教师,他的晚年,把为文化建设添一把力作为自己**的生命意义。现在,正是中华民族复兴与传统文化发展的百年良机,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启功“中国文化四讲”的文化普及系列图书,是希望用方便好读的形式,推广曾经对我们精神再造的传心著作,为爱好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个进阶方案,以纪念精神在我们心中长存的人生师长。启功先生的著作是眼光独具而深入的,也是启发有法且浅出的。我们编辑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请读者朋友指谬,以助我们的改正与进步。
李强
癸卯初秋于北师大乾乾隅
谈诗书画的关系
首先说明,这里所说的诗是指汉诗,书指汉字的书法,画指中国画。
大约自从唐代郑虔 a 以同时擅长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以后,这便成了书画家多才多艺的美称,甚至成为对一个书画家的要求条件。但这仅仅说明这三项艺术具备在某一作者身上,并不说明三者的内在关系。
古代又有人称赞唐代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后又成了对诗、画评价的常用考语。这比起泛称“三绝”的说法,当然是进了一步。现在拟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一下诗、书、画的关系。 一
“诗”的含义。*初不过是徒歌 a 的谣谚或带乐的唱辞,在古代由于它和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发展到政治、外交的领域中,起着许多作用。再后某些具有政治野心、统治欲望的“理论家”硬把古代某些歌辞解释成为含有“微言大义”的教条,那些记录下来的歌辞又上升为儒家的“经典”。这是诗在中国古代曾被扣上过的几顶帽子。
客观一些,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论的“诗”,又成了“美”的极高代称。一切山河大地、秋月春风、巍峨的建筑、优美的舞姿、悲欢离合的生活、壮烈牺牲的事迹,等等,都可以被加上“诗一般的”这句美誉。若从这个角度来论,则书与画也可被包罗进去。现在收束回来,只谈文学范畴的“诗”。 二
诗与书的关系。从广义来说,一件美好的书法作品,也有资格被加上“诗一般的”四字桂冠,现在从狭义讨论,我便认为诗与书的关系远远比不上诗与画的关系深厚。再缩小一步,我曾认为书法不能脱离文辞而独立存在,即使只写一个字,那一个字也必有它的意义。例如写一个“喜”字或一个“福”字,都代表着人们的愿望。一个“佛”字,在佛教传入以后,译经者用它来对梵音,不过是一个声音的符号,而纸上写的“佛”字,贴在墙上,就有人向它膜拜。所拜并非写的笔法墨法,而是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曾认为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近来有人设想把书法从文辞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这应怎么办,我真是百思不得其法。
但转念书法与文辞也不是随便抓来便可用的瓶瓶罐罐,可以任意盛任何东西。一个出土的瓷虎子,如果摆在案上插花,懂得古器物的人看来,究竟不雅。所以即使瓶瓶罐罐,也不是没有各自的用途。书法即使作为“载体”,也不是毫无条件的;文辞内容与书风,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唐代孙过庭《书谱》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王羲之的这些帖上是否果然分别表现着这些情绪,其中有无孙氏的主观想象,今已无从在千翻百刻的死帖中得到印证,但字迹与书写时的情绪会有关系,则是合乎情理的。这是讲写者的情绪对写出的风格有所影响。
还有所写的文辞与字迹风格也有适宜与否的问题。例如用颜真卿肥厚的笔法、圆满的结字来写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的无题诗,或用褚遂良柔媚的笔法、俊俏的结字来写“杀气冲霄,儿郎虎豹”之类的花脸戏词,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归结来说,诗与书,有些关系,但不如诗与画的关系那么密切,也不如诗与画的关系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