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府
骊山 凌晨四点半。
三年前,夏历九月二十七。
东侧天际,一弯赤金的残月。 正对渭南火车站的运业汽车站,发往临潼的头班车却在六点二十。
我在凌晨的渭南城游荡。
初冬的四点半,暗如午夜,再熟悉的城市,午夜的面貌都是陌生的,更何况一座原本陌生的城?
我随夜风在街道游荡,越来越冷—那轮残月越来越高,依然赤金。
直到五点半,三贤路的杜桥社区医院近旁,一排早餐店开始营业。菜夹馍店的老板,人行道上支起火炉,一锅土豆丝炒得游魂饥肠辘辘。
我却等不得他,踅进旁边一家油条店,一根油条,一枚茶叶蛋,一碗豆浆。
老板娘拈一根新炸的油条,按照关中的惯例,盛在盘中,铁剪铰作三四段上桌。老板略有驼背,守在保温大桶前灌装豆浆,为得外卖方便—附近遍布建筑工地,五点半已经陆续出工。五湖四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油条、豆浆,或者店里还有的稀饭、胡辣汤。
夫妻俩六十岁左右,从东府大荔来到渭南,��营辛苦的早餐生意。
“三点就起床了。”老板娘幽幽地说。
她穿一双手工的布鞋,浮肿的脚背鼓起在鞋面与鞋襻之间。 回火车站的路途不再寒冷,却眼见得头班车与我在道路左右错身而过。
二班车停在汽车站前空地,司机人过中年,天命般发福,浸透日光的面皮如同雨后的黄土,头发也天命般向后退去,如同黄土塬畔稀疏的灌木野草。
问他几点发车,他不耐烦地回答:“没点儿,一直没点儿。”
后上车的女乘客说起,我才知道二班车的理论发车时间是六点五十,但“理论上”即意味着非理论,发车时间向来随心所欲。今天先是说七点,调度又通过对讲机发号施令改至七点十分。
女乘客要去中途某地上班,晚二十分钟发车一定会迟到,因此强烈反对调度的肆意延时。
“没办法,”司机表示自己无可奈何,“谁发工资谁说了算。”
然而延时不仅令乘客不满,也会让自己的营业时间大受影响,于是司机安抚兼发泄地又表达了对调度的不满。“这伙狗日的!”他冲着对讲机骂道,“这伙狗日的,上嘴唇碰下嘴唇,胡说哩!”
但是胡说的却发工资,于是二班车依然七点十分出发。
向西,向临潼,肃杀的阴天。 户部主事董醇(忱甫,1807~1892)由渭南向临潼,时在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849年12月22日),冬至。
一如**的阴天。
一如**过零口镇、新丰镇。 临潼对骊山之首,馆舍在山之腹,凡三进,有复道飞梁,花木蔚然,即唐华清宫故址,或曰故九龙殿也。左廊下有香汤,方石为池,长一丈,广三之二,窍石以吐水,汩汩然来,浩浩然去。廊之左为古温泉,有亭覆之,其广数倍于香汤。 九年前,道光庚子(1840),三十四岁的董醇春风得意,殿试二甲第十八名,赐进士出身,钦点主事,分部学习,签分户部。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陕甘总督布彦泰(1791~1880)告病开缺,时为固原州(今宁夏固原)丁忧知州徐采控其“赃私多款”。布彦泰具折辩称此乃“砌词禀讦挟制”,并“请派大臣审办”。道光皇帝因所控“均经指出案据姓名,必应确查根究,以成信谳”,于十月初五日(1849年11月19日)召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淳甫,1793~1866),“谕以改道甘肃,会同新任总督琦善查讯控案”。
之所以“改道”,是因祁寯藻三天前方才奉旨“驰赴四川查办事件”。而在得旨当日,祁寯藻即已函谕司员董醇,“**奉旨,出差蜀中,敬烦台驾同行。比年鞅掌,深抱不安,贤者多劳,想不见弃也”。
董醇何敢见弃?唯有束装以从。
十月十二日(11月26日),自京师启行。
舟车劳顿,二十六天之后,“进临潼东北门,出南门,宿骊山下行馆”。
那夜阴沉,无有夜月。 庚子国难,勤王扈驾,朝廷重臣、前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彦卿,1829~1889)之子岑春煊(西林,1861~1933),因功擢升陕西巡抚,再任山西巡抚,旋署四川总督,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署理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任上,岑春煊参劾属臣,杀伐果敢,以至得有“官屠”之名。广东首县南海县(今属广东佛山)知县裴景福(伯谦,1854~1924)“所至有能声,而贪酷亦称是”,且与岑春煊素有积怨,因此莅任总督履新方二日,即遭“檄司撤任”。七月,岑春煊急密电奏,参劾裴景福为广东首贪,贿赂历任督抚,且挟洋自重,应请革职追赃: 天下贪吏莫多于广东,而南海县知事裴某尤为贪吏之首。该令才足济贪,历任督抚或受其笼络,或贪其馈送,咸相倚重,又熟习洋务,每挟外交以自重。撤任后,臣到广西,有某领事向臣称道其长,意在请托。似此贪吏,若仅参劾,令其满载而归,尚不足蔽辜,应请革职,由臣提讯追赃。 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904年4月17日),“贪吏之首”逃往澳门。岑春煊派兵轮向澳门总督力索,裴景福无奈自首,六月二十三日(8月4日)遣返系狱。三十一年(1905)正月,岑春煊复奏裴景福逃澳之恶,并请旨将其“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以儆官邪而纾民愤”。
得旨:“著照所请”。
三月二十七日(5月1日),裴景福由广州起解,一百五十六天之后,九月初六日(10月4日): 入临潼东门,宿行馆,即唐华清宫故址,温泉宫、长生殿、集灵台,皆其地也。温泉初出为两大池,再由地中引至各屋,成数小池,有曰“贵妃池”者,相传即华清赐浴故处。 时隔五十六载,裴景福亦如董醇投宿骊山行馆。
骊山行馆,唐华清宫故址,一千年前,明皇的贵妃曾在此地“温泉水滑洗凝脂”。光绪十六年(1890)续修的临潼县志,也将行馆记在《建置》之《温泉》条下: 温泉,在县治南里许,旧有驿馆若干间,为冠盖往来游憩之区,司斯土者随时修葺,均仍旧观。光绪丁丑、戊寅间,岁大饥,道殣相望。邑令沈公饬各户捐钱改作,凡亭台榭,外观备极华丽,锡嘉名曰“环园”。旁署“乐善亭”,索能文者为碑记。越年,亭无故倾圮。 贪吏之首栖止的环园,是在二十七年前由时任临潼县知县沈家桢重建。重建之时,正值光绪三(丁丑,1877年)、四年(戊寅,1878年)饿殍千万人相食、二百余载未有的“丁戊奇荒”。关中“道殣相望”,环园却修得“备极华丽”,华丽之中,又是多少临潼百姓的饥馁与性命?
时间可以抚平创伤,如果量化,一百年足可以淡忘“人相食”—甚至无须百年。丁戊奇荒过去一百四十二载,“道殣相望”只是淡漠且生僻的汉字,不能给观者带来任何伤痛。所以环园丁戊奇荒重建的背景不再重要,临潼本地的文史资料《临潼碑石》也只简单以至今仍存华清池的《乐善亭碑记》概括按语:“沈家桢由三水(今陕西旬邑)调任临潼县知县,设局赈灾,官民共度饥荒。是年天降甘霖,旱象解除,秋收丰盈,故以工代赈,重修衙门,浚沟拓路,在华清宫故址上修建园林,取名‘环园’,并树‘乐善亭碑’以记其事。”
俨然体恤民瘼、实心任事的循吏。
县志编纂,历任官长,为尊者讳,多会曲笔隐恶。然而光绪十六年刻本《临潼县续志》述及环园,仿佛信笔的丁戊奇荒,却是微言大义。另种光绪二十一年(1895)抄本《临潼县续志》,同为邑举人杨彦修编纂,行文颇不相同,《建置》之《温泉》记作: 温泉,在县治南门外里许,旧有驿馆。光绪丁丑、戊寅间岁大饥,沈令君饬集资重为修葺。亭馆台榭,焕然一新,名曰“环园”。旁署“乐善亭”,立有碑记。初拟以工代赈,继以工巨用繁,邑士啧有烦言矣。 “初拟以工代赈,继以工巨用繁,邑士啧有烦言”,已是不能掩饰的斥责与批评。杨彦修与其他县志编纂者伤痛犹新,也稔知各种贪吏的巧立名目,自然洞悉所谓“以工代赈”不过是敛财的借口。 沈家桢,浙江会稽人。三年由例任县事,以事去。 侥幸沈公“以事去”。
何事去?实录无须春秋笔法,光绪九年十月癸丑(1883年11月5日),上谕明白直截: 前临潼县知县沈家桢,历任繁剧,贪秽营私。……著一并革职,以儆官邪。 事过二十二载,遣戍“以儆官邪”的裴景福落脚在革职“以儆官邪”的沈家桢重修的环园,二十二年之间,又有多少革职遣戍,又有多少以儆官邪?
哪里儆得住?多少官邪往来如缕、不绝于道。 裴景福来时,秋日晴朗。
将昏,骊山顶上,一弯新月,娟娟窥人。
入夜,月循山髻,逡巡而下。
二更,坠至山腰,忽为岚影遮蔽半弦,而清光依然熠熠。 当日翠华莅止,殿阁被山,不知更作何清艳,照尽繁华,耐尽凄冷,固同是一月也。 照尽繁华,照尽南海县新任知县的鲜衣怒马;
耐尽凄冷,耐尽南海县旧任知县的露宿餐风。
确是同一弯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