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以色列反恐行动同时包含了多层次的冲突,以此为研究对象,可以同时研究常规冲突、不对称冲突,以及不同层级和类型冲突间的相互影响。另外,在不对称冲突中,各方相对实力、组织形式、政治脆弱性、使用和应对战略的不对称会对冲突结果产生必要影响。尤其是各方使用及应对的战略可以极大地改变冲突的结果,冲突中物质资源占优势的、强势的一方并不一定总是必然获胜。研究以色列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及其反恐策略,可探究不对称冲突中各方相对实力和采取不同战略对反恐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深入理解和发展不对称冲突理论。其次,对决策与认知理论在反恐中的应用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恐怖活动在多数情况下是弱者感到自己在冲突中处于不利地位又对解决冲突绝望时采取的手段,反恐一方也相应地根据自己认知界定恐怖主义及其危害以及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互动过程中,认知对双方行为都产生了基础性、导向性的作用。决策实体带着心理环境在其所处的操作环境中活动,其中操作环境即真实环境本身,也可称为客观环境,心理环境是指决策者所认识的真实环境,也可称为主观环境。心理环境和操作环境往往达不到完全的一致,而有偏差的认知或错误的认知又会对行为方式、动机、结果等产生根本性影响。恐怖分子对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解决的前景的认知是正确的吗?他们对采取恐怖活动这种手段所能达到的预期的认知究竟是怎么样的?反恐者对恐怖主义概念本身、恐怖分子、恐怖活动及其后果、反恐手段等又是怎么认知的?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反恐者认知的恐怖分子真的是恐怖分子吗?或者说,为什么有时候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却是另一方眼中的自由斗士?认知失调理论可以解释许多令人费解的错误知觉以及由此而来的错误行动。以色列对恐怖分子和反恐的认知,对其反恐战略的制定、实施、收益与代价、反恐困局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明显印证了决策与认知理论在反恐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以色列反恐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需要从其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认知入手。*后,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变革和合作,导致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即传统威胁的可能性降低。而另一方面也使全球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需要相应的全球治理理论,其中就包括应对恐怖主义的理论。研究以色列反恐对全球治理理论有三方面的意义。**,此项研究可以加深对全球治理理论研究对象或不同治理主体的认识。全球治理理论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以**为**的传统分析方法,强调多种治理主体的作用,探究参与治理的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权威划分及其作用。**行为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等非**行为体以及国际制度都对全球治理产生作用,不同的治理主体及其关系成为探讨的**。以色列反恐研究中涉及到参与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多种行为体,也涉及到不同行为体的行动以及国际制度对治理效果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促进全球治理理论在反恐领域的发展和完善。第二,此项研究可以拓展全球治理理论研究内容和范围。以色列所遭受的恐怖主义问题本身及与其相关的巴以冲突都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另外书中还将探究这两者间的关系,即全球治理不同对象间的关系,这亦属于全球治理理论所涵盖的内容。第三,研究以色列反恐可深化对全球治理理论效用和普遍价值的理解。从以色列反恐中得到的经验和启示,对其他**和地区的反恐具有借鉴意义。这既可以丰富和完善全球治理理论,又可以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既可探究全球治理理论对特定治理对象和事项的特殊意义,也可衡量和发扬其具有的普遍意义和价值。(二)研究的现实意义笔者拟对以色列的反恐战略做全面的梳理和初步的探析,研究的内容包括:寻求理解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对反恐战略的认知;其反恐战略的制定、实施以及在战略指导下的反恐行动、情报、技术、开展的国际合作等;反恐战略的效果、反恐战略与****战略的关系以及反恐战略对巴以和平进程的影响等。以色列的反恐技术、情报等确实在世界上****,但其反恐战略是否与****战略相适应仍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方面,以色列反恐确实是富有成效的——针锋相对地打击了恐怖势力,减少了恐怖袭击的数量,降低了危害程度。另一方面,为什么经历这么多年的反恐,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说明以色列反恐战略没有触及恐怖主义产生的*深层因素,也就是没有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决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样的反恐战略为什么仍然持续至今?笔者假定这源自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地讲,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体制、政党的分化组合是其反恐战略不易调整的内部原因。即使其内部有调整目前反恐战略的意向,但由于右翼政党的强硬路线,也无法付诸实践。主观地讲,以色列有用反恐战略为**战略服务的考量,即通过反恐维持其目前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主动权和在中东的相对优势地位。以色列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认定为恐怖活动组织并进行打击,是要维持巴勒斯坦目前政治社会的分裂状态,进而维持其已经侵占的领土、修建的定居点等;以色列把真主党认定为恐怖活动组织,并把伊朗认定为主要支持者,其*核心的考量是从各方面打压伊朗,尤其是阻止伊朗成为拥核**,从而避免从根本上动摇或替代以色列是中东**拥核**的优势地位;以色列把叙利亚等**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是要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常规武装力量优势。从以上两方面切入,有助于理解以色列反恐战略效果和对中东*核心问题,即巴以和平进程的影响,也有助于理解以色列对伊朗、叙利亚等**政策的出发点。现实意义是有助于理解其他**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制定相应反恐战略和策略。“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滋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蔓延,现已成为人类**的*大威胁。”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1页。恐怖主义不只是针对特定**,而是各国都面临的威胁,是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问题之一。美欧等发达**和地区遭受恐怖主义的危害,亚非拉等发展中**和地区也遭受恐怖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恐怖主义频发、高发的一些**长期饱受其侵扰和威胁。1967年后的早期的恐怖主义,其针对阿拉伯**的行动数量比对以色列的还要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长远来说,*大的受害者还是产生恐怖主义的**自身,因为恐怖活动必然影响其自身政治的稳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资金和商业团体对其发展的信心,从而导致这些**在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中与发达**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也需要制定必要的综合发展战略和反恐战略,同时需要发达**在制定反恐战略时对这些**提供相应的制度和物质支持。恐怖主义威胁常态化的趋势需要各国制定全方位的反恐战略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以色列的反恐战略对各国反恐及国际反恐合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三、核心概念的界定由于本书研究的是以色列的反恐战略,要客观呈现、把握、分析其战略,只能在以色列设定的语境下进行研究。需要界定的主要有以色列、恐怖主义和反恐战略等概念。以色列指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国。本书主旨为研究其反恐战略,不考察这一名词的宗教含义、所指称的地理位置和1948年以前所具有的含义等。以色列早在1948年建国之初即颁布了《预防恐怖主义条例》(简称《条例》),其中第1条就界定了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组织成员两个概念。恐怖活动组织指的是“有计划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造成人员伤亡的团体”,恐怖活动组织成员指的是“隶属于这个团体的人员和那些参与这些行动的人员、支持恐怖活动组织或支持其行动目的并为之宣传的人员或为恐怖活动组织及其行动筹募资金或物品的人员”。“Prevention of Terrorism Ordinance No33 of 5708-1948,”Sep23,1948,http://mfagovil/MFA/MFA-Archive/1900-1949/Pages/Prevention%20of%20Terrorism%20Ordinance%20No%2033%20of%205708-19aspx.其中并没有针对恐怖主义一词做出解释,这是因为以色列更着眼于实用效果,通过实施该条例,发挥其打击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的法律效力,满足政府反恐实践需要即可,没有必要从学理上明确恐怖主义的定义。但恐怖活动组织的定义中隐含有以色列官方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即“有计划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造成人员伤亡的行动”。对比其他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以色列出于实用目的对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等相关概念的解释实际上太宽泛了,笔者并不认同这一定义。因为这一定义只强调恐怖主义的暴力性,没有强调政治性、心理性等其他特性,这会造成反恐实践中对恐怖主义认定的泛化和打击的扩大化。2016年以色列《反恐怖主义法》(简称《反恐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成员、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犯罪、严重恐怖主义犯罪等概念。较之《条例》,《反恐法》中的相关概念颇为详尽(详见第三章第二节第四部分)。因为相关概念基本都是以恐怖活动为基础,此处着重阐述这一概念,并在此概念基础上,简要介绍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等概念。关于恐怖活动这一概念,1948年《条例》第2条规定了较为严重的几种情形。任何人从事以下活动:在恐怖活动组织中履行管理、指导等职责,或参与商讨、制定决策,或参与裁决过恐怖活动组织内部事务,或在公开会议上或在网上代表恐怖活动组织公开发表讲话,即为犯罪,判处不超过20年有期徒刑。第4条列举了支持恐怖活动的六种行为,由于是列举的方式,难以穷尽所有情形,局限性较大。而2016年《反恐法》则以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了恐怖活动。首先,《反恐法》概括性指出,恐怖活动指的是实施或威胁实施构成犯罪的活动。其次,列举了恐怖活动的动机、目的和后果。动机方面,实施恐怖活动有政治、宗教、民族主义或思想意识方面的动机。目的方面,实施恐怖活动意在诱发民众恐慌害怕,或意在强迫政府或其他政府机构,包括外国政府及其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做或放弃做任何事情。后果方面,列举出了恐怖活动的五种可能性后果:严重伤害人身或其自由;严重损害公众健康或**;严重的财产损失,同时有造成或意在造成前述损失的可能性的情形;严重损害与宗教相关的对象,包括**、圣陵和圣物;严重损害基础设施、制度或民生服务,或使服务中断,或严重损害到**经济或环境。 “The Counter Terrorism Law, 5776-2016,”https://wwwgovil/BlobFolder/dynamiccollectorresultitem/counter-terrorism-law-2016-english/he/legal-docs_counter_terrorism_law_2016_englishpdf与《条例》中关于恐怖活动的规定相比,《反恐法》中的规定有以下几个特点。**,内涵更丰富,更有学理性,包含了学界普遍认同的政治性、暴力性、心理性等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内在属性,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长期以来适用的《条例》中相关概念过于简单的认定。第二,对恐怖活动的动机认定范围较广。一般来说,学界普遍认定的恐怖主义的动机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反恐法》中除了政治目的,还包括宗教、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等目的,明显较为宽泛并有一定针对性。第三,《反恐法》中恐怖活动定义强调后果,列出了五种可能性后果。第四,对恐怖活动的后果所达到的程度的规定比较模糊。五种后果均为“严重”程度,但并没有界定何为“严重”,这可能为在实践中认定恐怖活动留下一定自由裁量权。以色列相关法律中对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有其自身特点。本书研究以色列反恐,尤其是为了揭示其反恐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在以色列设定的语境中讨论其反恐事宜,采用《条例》《反恐法》中对恐怖活动组织的界定及其中内含的对恐怖主义的解释,文中对相关恐怖事件的描述、定性和数据的收集,除非特殊说明,也都按照能够代表以色列官方的解释。以色列官方没有明确规定反恐战略的定义,并且没有以此为专题的官方文件。即使战略一词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结合本书研究内容,对战略一词选取的界定是“战略的实质是如何组织实力以实现特定的目标”。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借用此定义,对书中所用反恐战略界定为“反恐战略的实质是如何组织可利用的实力以实现反恐的特定目标”。以色列反恐战略就是以色列如何组织**可用于反恐的实力以实现反恐的特定目标。0值得特别注意和重申的是,本书采用对以上相关概念的界定,尤其是使用了代表以色列官方的《条例》和《反恐法》中对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成员等和恐怖主义相关的概念的解释,并不代表这些概念是被普遍认可的,更不代表笔者认同这些界定。实际上,以色列法律文件中的相关概念,尤其是适用时间较长的《条例》中的相关概念,和学界存在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恐怖主义的概念差别较大,笔者不仅不认可《条例》中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反而认为这些界定有较大片面性,存在缺陷。本书把以色列反恐战略做为研究对象,客观上需要在以色列设定的语境中描述、揭示、批判其反恐战略,即需要探究以色列如何界定恐怖主义,把谁界定为恐怖主义,如何应对和打击以色列自身认定的恐怖主义,评价该做法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既客观中立地描述、呈现以色列的反恐战略,也根据学界存在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恐怖主义概念与其对比,从而评估其反恐战略,并揭示正是因为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存在问题,导致其反恐中存在相应若干问题。四、研究现状“恐怖活动作为实力悬殊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手段由来已久”, 杨洁勉:《绪论》,载杨洁勉、赵念渝等:《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页。对恐怖活动、恐怖主义和反恐的研究也持续不断。尤其是2001年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数量陡增,反映出“9·11”事件后学界对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关注度的上升。结合本书研究方向,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对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一是以色列反恐行动、战术;二是反恐战略和以色列反恐战略。(一)国内研究现状20世纪,中国学者对恐怖主义这一现象研究较少。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对恐怖主义也有了大量研究,现就以色列反恐行动、以色列反恐战略两方面对国内研究现状进行梳理。1以色列反恐行动中国学者关于以色列反恐行动的研究主要涉及以色列反恐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 这里的执行部门是狭义上的概念,仅指反恐行动实施者。因为从广义上来说,情报部门也属于执行部门。、反恐情报、反恐手段和危机管理等方面。**,以色列反恐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以色列长期视恐怖主义为影响****的重要因素,将反恐纳入****工作。相应地,中国学者关于以色列反恐决策和实施的研究是在以色列****框架下进行的。首先是关于以色列****和反恐决策的研究。这方面研究较少,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有唐恬波的《以色列****委员会》、艾仁贵的《以色列****委员会在****决策中的作用》。唐恬波介绍了以色列****委员会的成立背景、历任主席、组织架构、影响和职能的扩大、决策习惯,以及军方、官僚政治和议会制政治制度的制约。 参见:唐恬波:《以色列****委员会》,《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2期。艾仁贵阐释了以色列****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及其在完善****顶层设计、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决策的重要意义,以及该机构运行的一些制约性因素。 参见:艾仁贵:《以色列****委员会在****决策中的作用》,《国际**研究》2014年第5期。这些文献从整体上研究了以色列反恐等****事务的决策机构、决策程序、决策过程等的制度设计。其次是关于以色列****和反恐执行部门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以色列军队在反恐中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在以色列,军队是反恐的主要力量之一。王春生主编的《军枭:以色列军情内幕》介绍了以色列军队的建制、武器装备、招募训练、作战谋略等方面情况,并揭示了以色列军队在四次中东战争以及巴以冲突中的种种内幕。 参见:王春生主编:《军枭:以色列军情内幕》,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盛钧等著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介绍了各种特种作战方式、人员培训、所用仪器等。 参见:盛钧、洪星曦、张溯:《以色列特种部队》,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版。付光文编著的《当代以色列军队武器装备》详细地介绍了以色列的陆海空军和特种部队的武器装备。 参见:付光文编著:《当代以色列军队武器装备》,国防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傅明静、程红泽的《以色列反恐部队面面观》简要介绍了以色列的反恐突击、掩护和支援三种类型的部队,并有**地介绍了一些职能特殊的反恐部队,如特种军犬部队、第100部队、7707部队和217部队。 参见:傅明静、程红泽:《以色列反恐部队面面观》,《环球军事》2008年第8期。李发新的《“久病成医”的特战劲旅——以色列特种部队反恐面面观》介绍了以色列形形色色的反恐部队、装备、反恐学校、培训课程、格斗训练等。 参见:李发新:《“久病成医”的特战劲旅——以色列特种部队反恐面面观》,《环球军事》2004年第6期。介绍以色列反恐装备的论文还有:刘洋等的《以色列海军蛙人队》、李伟的《以色列反恐科技产业全球领先》等。另一类是关于以色列警察在反恐中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张志祥的《以色列的警察体制》介绍了以色列警察的领导体系、基本任务等。《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系列文章介绍了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的组成、训练、武器装备及其在反恐中发挥的作用。 参见:张志祥:《以色列的警察体制》,《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张志祥:《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一)》《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二)——以色列边防的武器装备》《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三)——以色列反恐怖特种部队》《以色列边境防暴警察(四)——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策略》,分别载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2002年第4期、2003年第1期、2003年第2期。武黄岗的《以色列的警务反恐战略研究》探究了以色列以情报主导、攻防结合、危机管理为主要特点的警务反恐战略。 参见:武黄岗:《以色列的警务反恐战略研究》,《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通过对以色列决策和执行部门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以色列在反恐行动和战术上的独到经验和优势,但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以色列反恐决策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对决策部门间沟通协调过程以及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间操作程序等的分析也显不足。当然这也与分析所要掌握的材料有关,无法苛求。第二,以色列反恐情报。杨曼苏在《**以色列》一书第五章介绍了以色列的摩萨德(情报和特殊使命局)、阿穆恩(国防军总参谋部情报局)、辛贝特(****总局)和拉卡姆(科学联络局)等情报机构。 参见:杨曼苏主编:《**以色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曹宏编著的《摩西的门徒——以色列情报机构揭秘》介绍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诞生及其建国前后的沿革、摩萨德以及情报工作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等。 参见:曹宏编著:《摩西的门徒——以色列情报机构揭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高庆德的《以色列情报组织揭秘》介绍了以色列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重要的情报组织以及情报战略的演变。 参见:高庆德:《以色列情报组织揭秘》,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大卫的铁拳:以色列情报机构大揭秘》一书以叙事的方式展现了以色列情报部门追捕艾希曼、追杀“黑色九月”组织、“斯芬克斯行动”等案例。 参见:高金虎等编:《大卫的铁拳:以色列情报机构大揭秘》,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杨博鹏编著的《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秘密档案》展示了摩萨德的一些重大行动。 参见:杨博鹏编著:《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秘密档案》,哈尔滨出版社2018年版。《国际反恐实务》中详细介绍了以色列反恐情报机构,并分析了其反恐情报战略和措施。 参见:戴艳梅等:《国际反恐实务》,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王洪伟的《以色列情报工作对我国公安情报工作改革的启示》分析了以色列情报工作的特点及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 参见:王洪伟:《以色列情报工作对我国公安情报工作改革的启示》,《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濮方圆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军民融合基本路径研究》揭示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军民融合”的特点,对研究和理解以色列反恐情报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参见:濮方圆:《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军民融合基本路径研究》,《情报杂志》2017年第2期。此外,研究以色列情报的文献还有宁泉骋的《白狼:以色列特工秘密档案》、祝枕漱的《以色列摩萨德档案》《以色列特工全传》,卫安的《外国情报史》、王晶的硕士论文《以色列情报活动研究(1917—1973)》、冷云的《“摩萨德”全面出击恐怖活动》、陈双庆的《以色列情报与**机构》、刘家祥等的《以色列五大情报机构揭秘》等。第三,以色列反恐手段和危机管理。 指的是当恐怖活动发生后决策部门、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对事件的紧急处理。张金平教授研究了以色列实施的定点清除这一反恐手段,评价了其效果。 参见:张金平:《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策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孙德刚的《危机管理中的****战略》探究了以色列为维护****所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的形成历史、实施以及对该战略的促进和制约因素。 参见:孙德刚:《危机管理中的****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翟唯佳主编的《人质危机与解救》一书第三章比较具体地描写了1976年7月3日,以色列特种部队实施的突袭乌干达首都的恩德培机场的“闪电作战”行动,体现了以色列反恐决策部门、执行部门、情报部门处理危机能力和**的协调联动。 参见:翟唯佳主编:《人质危机与解救》,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泽东、陈静的文章《以色列危机管理主要特征研究》介绍了以色列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制定完善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健全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构建以反恐为核心的危机管理战略、重视危机教育、积极推动民间力量参与危机管理、重视危机管理的研究。参见:王泽东、 陈静:《以色列危机管理主要特征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2年第12期。 王泽东和陈静的另一篇文章《以色列危机教育初探》则介绍了以色列危机教育的忧患意识教育、心理教育、危机应对技能教育、反恐教育,并概括了危机教育的特点:民族性、全民性、实践性、广泛性和重视国际合作。 参见:王泽东、 陈静:《以色列危机教育初探》,《世界教育信息》 2009年第1期。2以色列的反恐战略一个**的反恐战略从属于其****战略,或者说是****战略的一部分,以色列也是如此。因此,本书就有关以色列的****战略和反恐战略两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战略。国内目前尚未有以色列****战略方面的专著,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共搜到七篇有关以色列****战略的论文,其中两篇是西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分别是孙小虎的《21世纪以色列****战略研究》和芦鹏的《九十年代以色列****战略研究》。孙小虎认为21世纪以色列面临三类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常规战争、低烈度冲突。面对**类威胁,以色列必须由报复性核威慑转向拒止性核威慑,通过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来避免核威慑失效;常规战争威胁虽然在减小,但以色列必须保持相应应对能力;低烈度冲突对于以色列是*为紧迫的威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与恐怖主义的冲突就属于低烈度冲突。这种分析威胁的框架对理解以色列反恐政策和战略有一定启发意义。 参见:孙小虎:《21世纪以色列****战略研究》,西北大学 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芦鹏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战略经历了一场从冷战时期的的“以实力求和平”到 “以土地换和平”的转型:从单纯依靠实力保**到后冷战时代武力和外交并举求和平过渡,这段时间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主要特点是反复性、波动性和不成熟性。 参见:芦鹏:《九十年代以色列****战略研究》,西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此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世界观与****战略》之中。倪海宁、马经纬编译的《大卫王之盾》介绍了以色列的国土**机构;并认为以色列在实施**政策时,对人的因素的重视程度要胜过对科技因素的重视;还探讨了一些具体的策略,如保卫重要的机构、封锁海面、高科技边界、攻击性防御等。 参见:倪海宁、马经纬编译:《大卫王之盾》,《国际展望》2006年第1期。田文林认为以色列依然面临日益严重的外交孤立和**威胁,与其**战略过分倚重军事手段有关,从长远看,以色列要想谋得持久**,需要更多地借助政治手段。 参见:田文林:《以色列**战略及其缺陷》,《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西北大学芦鹏的博士学位论文《以色列****战略研究(1948—1977)》以1948—1977年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以色列****战略为分析样本,系统梳理以色列建国30年间****战略的综合体系架构与运行机制,探究以色列****战略对于二战以来中东国际战略格局和阿以战略互动关系的历史影响,并从以色列**主体视角出发,力图探索以色列****战略与犹太民族**自身发展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找以色列**从弱到强崛起过程的内在历史演进规律。 参见:芦鹏:《以色列****战略研究(1948—1977)》,西北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范鸿达的《以色列的社会分裂和****观分析》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以色列社会存在三个明显的社会分裂现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裂;**正统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的分裂;欧美裔犹太人和亚非裔犹太人的分裂。进而探究了社会分裂对****观的影响,并影响以色列对周边环境的塑造。 参见:范鸿达:《以色列的社会分裂和****观分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值得一提的是,冯基华所著的《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虽然不是一本研究****的著作,但其中揭示了根植于犹太民族内心的“岛民文化”对其****战略和实践的影响,对理解以色列反恐有启示意义。冯基华的论文《以色列右翼势力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则探究了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对政策制定、政局稳定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参见:冯基华:《以色列右翼势力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国内对以色列****战略的研究共同点较为明显,即大多数研究认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以色列存在分别以保障**生存和以谋求**在中东地区优势地位为目的的****战略。对以色列****战略的评价上,田文林的认识较为深刻,认识到了以色列****战略的不足和改进路径。第二,反恐战略。目前国内没有其他以色列反恐战略方面的专著,笔者只收集到五篇相关的文章。潘光认为以色列独特的**环境和长期的反恐作战经验使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而成熟的反恐战略和反恐机制。其反恐战略有:威慑战略、积极防御战略、综合反恐战略。反恐机制包括情报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救援系统。虽然以色列有强有力的反恐战略和机制,但由于恐怖主义威胁与巴以冲突紧密相连,因此以色列必须全面、公正、彻底地解决巴以争端。 参见:潘光、 王震:《以色列反恐战略研究》,《现代国际关系》 2007年第8期。芦鹏、曹雪飞的《浅析以色列反恐战略及对中国新疆反恐启示——以“国安委”决策机制为视角》从战略决策、情报信息、反恐执行力、舆论宣传四个维度综合分析,探索以色列反恐战略的成功经验。 参见:芦鹏、 曹雪飞:《浅析以色列反恐战略及对中国新疆反恐启示——以“国安委”决策机制为视角》,《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4年第1期。上海外国语大学杨玲玲的硕士毕业论文《以色列反恐战略研究》介绍了以色列面临的主要恐怖袭击、参与反恐的主要机构、反恐措施、对反恐效果的评估及我国反恐的启示。该文资料详实,研究较为系统,但依笔者对战略的理解,这篇论文虽然题目中有“反恐战略”,但限于篇幅,其构建的“战略”研究框架并不完整,偏重对以色列反恐政策的研究。 参见:杨玲玲:《以色列反恐战略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武黄岗的《以色列的警务反恐战略研究》分析了以色列警察部门在长期反恐实践中形成的以情报主导、攻防结合和危机管理为三大核心的警务反恐战略体系。 参见:武黄岗:《以色列的警务反恐战略研究》,《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汪舒明的《“反恐”战与以色列军事伦理的嬗变》探析了以色列存在的“反恐”军事伦理,虽然国际社会大多对其持负面看法,但因为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的右倾化和宗教化倾向,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内在支持。他认为,以色列国内的民族情绪和秉持宗教锡安主义立场的宗教势力大举渗入以色列国防军,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反恐”军事伦理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见:汪舒明:《“反恐”战与以色列军事伦理的嬗变》,《国际**研究》2019年第3期。(二)国外研究现状对国外有关研究也主要从以色列反恐行动和以色列反恐战略两方面进行梳理。1以色列反恐行动相关研究国外关于以色列反恐行动的研究主要有对以色列和��太民族、反恐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 这里的执行部门是狭义上的概念,仅指反恐行动实施者。因为从广义上来说,情报部门也属于执行部门。、反恐情报、反恐手段、危机管理等方面。**,对以色列、犹太民族及其对恐怖主义认知的研究。“依据理性理论,战争的巨大代价会激励人们强烈地追求和平,但认知失调却可以把这种理性的思考完全颠倒过来。” Yochanan Peres,“Internal Constraints on the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An Israeli View,”in PASSIA eds,Palestine, Jordan, Israel: Building a Base for Common Scholarship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New Era of the Middle East, 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p25认知,包括错误的认知会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导向性作用。研究犹太人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及其对恐怖主义的认知,有助于深刻认识以色列反恐政策和战略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背景。以色列、犹太民族对自身和世界环境的认知是其行事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奉行的“例外主义”是其制定****战略和反恐战略的一个根源性因素。“大多数以色列人和领导人深信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人及其历史遭遇和面临的**问题都是例外的……例外主义的文化基础源于《圣经》中描述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此种观念在以色列传播相当广泛,大多数犹太人被灌输这种观念并信奉这项重要的‘犹太主义’信条……这种源于‘上帝选民’的根深蒂固的例外主义让犹太人相信他们应该成为‘民族之光’或世界的灯塔;以色列例外主义的历史基础主要是自古以来所遭受的民族灾难,还有‘大流散’中他族人和‘反犹主义’所带来的悲惨经历。”Gil Merom,“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Myth of Exception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4,No3,1999“例外主义”会导致以色列对他人权利的漠视,自身一旦受损,会过分报复。吉尔·莫罗姆进而研究了以色列****例外论的影响,比较了以色列与其他****战略与道德差异,认为以色列在****问题上所持的“例外主义”没有根据,并建议以色列在维护****事务中放弃“例外主义”,否则会对以色列产生不利后果。 Gil Merom,“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Myth of Exception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44,No3,1999约哈南·佩雷斯研究了以色列对自身的认知:犹太民族既需要也拥有自决权;三大宗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依据神的承诺,以色列国土属于犹太人,这个承诺不受时间限制,即使这块土地被其他民族占领数百年也不能改变;**代以色列人是在这块空地上定居的开拓者;以色列人为这个落后的区域带来了科学、经济和社会进步;以色列是中东**民主**;以色列是所有流浪和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庇护之所;以色列是犹太文化的**和守护者。 Yochanan Peres,“Internal Constraints on the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An Israeli View,”in PASSIA eds,Palestine, Jordan, Israel: Building a Base for Common Scholarship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New Era of the Middle East, 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p24另外,以色列人普遍具有“玛萨达情结” 简单地说,这种情结指即使战死也要让自己的躯体留在自己的家园,而决不流亡他乡。,佩雷斯认为这种情结是和谈的障碍,因为它会“导致怀疑一切和过分行动” Yochanan Peres,“Internal Constraints on the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An Israeli View,”in PASSIA eds,Palestine, Jordan, Israel: Building a Base for Common Scholarship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New Era of the Middle East,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p26 。卡卢·卡卢在《一体化战略:国际反恐的经验教训》一文中分析了以色列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好战、宗教激进主义、非世俗化的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掌握政权意味着以色列的南部受到威胁,因为哈马斯一直致力于摧毁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上出现的“基地”组织意味着加沙将长期陷入混乱,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孵化出新的恐怖活动组织;以色列北部的真主党是一个由什叶派领导的、宗教激进主义的、非世俗化的组织,并与伊朗和叙利亚有政治、军事联系,仍将是以色列主要的敌人;约旦河西岸有众多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组织,如法塔赫坦齐姆、阿克萨烈士旅、杰哈德和其他一些独立运作的组织。这些组织采取的是长期的消耗战战略,肯定会消耗掉以色列相当一部分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Kalu NKalu,“Strategic Fusion: What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Defence Studies,Vol9,No1,2009耶路撒冷战略与**研究所所长埃弗拉伊姆·因巴尔研究了以色列对威胁的认知,认为中东有一些实体不同程度地卷入反对以色列以及和平进程的行动:伊朗和苏丹,埃及、约旦和土耳其国内的一些反对派,以及与以色列有直接武装冲突的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和杰哈德。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但这些行为体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并且从理念上或宗教上反对以色列的存在与和平进程的持续进展。 Efraim Inbar,“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Challenges since the Yom Kippur War,”Routledge, 2007, p129以色列认为伊朗是资助恐怖主义**,其国内政界、学界多对伊朗持敌对态度。以色列学者认为:“输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革命的初衷,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目标。伊朗寻求地区霸权和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在中东和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群体内建立了地下组织和恐怖活动组织网络。伊朗向外输出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支持一些**和组织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袭击事关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利益的地方……伊朗鼓励恐怖活动组织,尤其是杰哈德和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并且给这两个组织提供资金和武装。”“Information on Iran,” The Meir Amit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ITIC),http://wwwterrorism-infoorgil/en/Iran.1982年,以色列占领黎巴嫩期间发现一些文件,上面记录着伊朗大**官员参与和巴勒斯坦游击队联系的活动。 Yonah Alexander & Milton Hoenig,“The New Iranian Leadership: Ahmadinejad, Terrorism, Nuclear Ambition, and the Middle Eas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54另外,尤纳·亚历山大和米尔顿·霍恩合写的《新一代伊朗领导集体》书中还记录了大量伊朗直接或间接“参与”恐怖主义的活动,范围包括中东、亚洲、欧洲和美国等。书中描述了伊朗从财政、组织、武装、训练、情报和提供庇护所等方面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资助。 Yonah Alexander & Milton Hoenig,“The New Iranian Leadership: Ahmadinejad, Terrorism, Nuclear Ambi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pp55-63“摩萨德一直认为在反恐和反核扩散方面,伊朗是其首要关切对象。摩萨德的行动和策略一直把削弱伊朗对真主党、哈马斯和其他代理人的影响放在优先地位。” Michael Matlaga,“Case Study: Israels Competition with Iran, 1991-2015,”in By Other Means: Adapting to Compete in the Gray Zone,by Melissa Dalton, Kathleen HHicks, Megan Donahoe etc,Report o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9除了以色列政界和学界有这样的看法外,西方支持以色列的学者和官员也有类似的观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研究员玛丽莎·道尔顿曾在2016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伊朗很清楚在传统军事行动方面相较于美国和以色列,甚至是海合会等对手的劣势。因此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混合战略手段——充分调用自己及其代理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力量进行各种活动——以实现其利益,确保自己对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任何不断升级的敌对行为不会达到大规模战争的程度。这些手段包括研发导弹、在海上实施挑衅活动、支持代理人和恐怖活动组织、利用网络缺陷实施心理战和信息战等一系列的胁迫行动。” Melissa GDalton,“Defeating the Iranian Threat Network: Options for Countering Iranian Proxies,”in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p865,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12%2006%2016%20Defeating%20the%20Iranian%20Threat%20Network%20Options%20for%20Countering%20Iranian%20Proxies.pdf综合以上研究,总体来看以色列对恐怖主义有如下认知:以色列公众和政府都视恐怖主义为战争而不是一个仅仅需要合适的政策措施就能解决的法律或社会秩序问题。以上这些认知展现了以色列认定恐怖主义的立场,即从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利益出发定义恐怖主义。“事实上,在联合国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中,各成员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一直存在分歧。一派以西方**为主,特别是美国,它们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对正义斗争和恐怖主义不加区分;另一派主要是不结盟**,特别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它们谴责恐怖主义,并给它增加新内容,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强调应把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与恐怖主义区分开来。” 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第10页。在恐怖主义的成因上,美国和以色列也没有从自身查找原因,倾向于只看重恐怖主义的后果,不看原因,这或与它们军事上占优势的背景有关,阿拉伯**联盟(简称阿盟)的认知则强调**恐怖主义,这也正与它们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追求相关的权益有关。约哈南·佩雷斯说:“以色列和其邻国产生了众多的冲突,这些冲突反过来也塑造了这些**。” Yochanan Peres,“Internal Constraints on the Arab-Israeli Peace Process: An Israeli View,”in PASSIA eds,Palestine, Jordan, Israel: Building a Base for Common Scholarship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New Era of the Middle East,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p20如果借用这句话,也可以说,以色列和针对它的恐怖活动组织之间产生了众多的冲突,这些冲突反过来也塑造了两者。认知失调促使了冲突的产生,而冲突又使双方互相的认知越来越固化,甚至激进化,也就使双方的矛盾越难以解决。战略认知既是目前反恐困境的基础,也应该是未来问题解决的起点。第二,对以色列反恐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研究。以色列前外交部副部长耶胡达·本-梅尔在其著作《****决策:以以色列为例》中概括介绍了从以色列建国到1984年****决策在实践中的发展,着重阐述了在决策过程中整合资源的必要性,所有备选政策及其优缺点都要呈送*高决策者以供参考;需要创建内阁成员级别的****小组;需要对参加****决策的军方代表施加一定的限制。耶胡达·本-梅尔回顾了以色列的决策历史后总结道:“不管决策程序是怎么规定的,*高决策机构的决策往往反映**首脑的意愿。”Yehuda Ben-Meir,“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The Israel Case,”Westview Press, 1986 马克·赫勒的著作《以色列**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研究了以色列**政策随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变化。Mark AHeller,“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sraeli Security Policy,” Routledge, 2000查尔斯·弗雷利奇的著作《耶路撒冷的困境:以色列****政策怎么出台的》阐释了以色列****机构的设置及决策形成过程。Charles DFreilich,“Zions Dilemmas: How Israel Mak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另外,以色列领导人的著作也是理解其反恐决策的重要依据,如伊扎克·拉宾的《延宕日久的冲突:以色列、阿拉伯人和中东(1948—2011)》,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恐怖主义:西方取胜之道》《与恐怖主义之战》等。第三,对以色列反恐情报的研究。西姆斯认为情报工作就是“为****决策者们收集、分析和传送信息” Jennifer ESims,“A Theory of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Prospects, edGregory FTreverton and Wilhelm Agrell,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2。伯顿·戈伯说:“反恐——获得情报资料,拆穿阴谋,理解恐怖活动组织如何生长发展——首要的是人工情报工作。” Burton Gerber,“Managing Humint: The Need for a New Approach,” in Transforming US Intelligence, edJennifer ESims and Burton Gerb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81艾米·凯瑟琳·基希海默用收集情报机构的数量、机构间的整合、恐怖活动组织和情报机构间的竞争范围和管理水平为指标,比较1970—1990年间,以色列和法国的反恐人工情报工作,展示了以色列相比法国在这四方面的优势:以色列情报机构间分工明确、协调得力,与恐怖活动组织竞争范围广泛、管理有力。 Amy Catherine Kirchheimer,“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int in Counterterrorism: Israel and France, 1970-1990,”Georgetown University, April 16, 2010第四,对以色列反恐手段的研究。以色列反恐手段无论是理念还是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非常有效的,如“准传统战争”的理念、定点清除和“斩首行动”等。因为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各国都需要借鉴较为成功的反恐经验,以色列因为有较长时间的反恐历史和较为丰富的反恐案例,因此,国际上对以色列反恐手段的研究较多。戴维·埃舍尔认为在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因提法达”:Intifada,是阿拉伯语“起义”的音译。在巴以冲突中指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大规模暴动。1987—1993年和2000年,巴勒斯坦人曾先后两次发起一系列反对以色列长期军事占领的抗议,有时也包含暴动。,较量五年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在理念和技术上进行了一些变革。理念上首先是重视预防,以色列前空军司令埃多·内胡斯坦说:“在此期间吸取的*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其次是由原来的着重于短期激烈的传统战争转变为着重于持续低烈度的冲突。以色列更倾向使用的“准传统战争”是指代低烈度冲突、反恐行动和各种形式的游击战。技术上随着对手的战术变化而变化,比如一些恐怖分子使用火箭弹袭击,把发射器设在民用设施中或地道中并可快速转移,内胡斯坦认为要全面整合情报和地、空力量及特别行动人员以确保即时的**打击,方可应对这种情况并且不会对友军和非战斗人员造成附带性伤害。为此以色列国防军还建立了“快速决策组”等。 David Eshel,“Israel Air Force Trasforms for ‘War against Terror’,” Military Technology,Vol3,2006史蒂文·戴维在《致命选择: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政策》一文中首先区分了定点清除和暗杀的差别:暗杀指使用卑劣手段的谋杀,通常是贬义的,而以色列清除巴勒斯坦那些据称是恐怖分子的人是否是卑劣的这还存在争论,不能直接就把以色列的行为定性为暗杀;暗杀通常指刺杀**政治官员,以色列集中清除的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和那些计划实施袭击的人;以色列自己不用暗杀这一概念,而是用定点阻止或拦截,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以色列的概念,同样也不一定要接受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者的概念。以色列从《圣经》时代到现在一直都在从事定点清除行动,这种政策有效地减少了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并被总结出五方面的优点:只针对少数目标,符合武装冲突要区别对待和相称的道德标准;满足了以色列公众在遭受袭击后的复仇感;是以**为后盾的通过预定的标准程序确定下来的复仇形式;这种复仇形式是*直接简单的;以色列采取的这种对付恐怖主义的方式不是*坏的,因为其他形式都有更大的缺陷。基于此,史蒂文·戴维在书中建议以色列继续采取这种反恐手段,但是需要在四个方面加以改进:以色列应该坦率地坚持定点清除政策;确保依法实施行动,不要莽撞行事以避免自身行动和要打击的野蛮行径无甚差别;必须克制行动不能杀害政治领导人物;需要公开宣称定点清除政策是巴以冲突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Steven RDavid,“Fatal Choices: Israels Policy of Targeted Kill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No3,2003爱德华·卡普兰、亚历克斯·明兹和沙乌勒·米沙勒在收集了广泛的数据并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定点清除会导致试图实施更多自杀式袭击;预防性的逮捕减少自杀式袭击的数量;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如亚辛和兰提西 亚辛和兰提西都是哈马斯原***。被袭之后数天或数周)可预测到袭击事件数量会上升,袭击更可能是自发的并且与往常相比更无组织性,因此如果在情报和**工作上保持对潜在袭击的高度警觉,就很可能阻止那些自杀式袭击事件。” Edward HKaplan, Alex Mintz & Shaul Mishal,“Tactical Prevention of Suicide Bombings in Israel,” Interfaces, Vol36,No6,2006以色列反恐手段是受其对战略认知和反恐战略支配的,“犹太人例外论”及其推论“以色列****例外论”使以色列不惜使用一些争议较多的反恐手段,如定点清除或“斩首行动”,这些手段被以色列认为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第五,以色列对恐怖活动的危机管理的相关研究。由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和众多恐怖主义事件,耶路撒冷存在着持续的恐怖,应对持续的危险状态是日常之必须。 Ruth Pat-Horenczyk,“Terror in Jerusalem: Israelis Coping with ‘Emergency Routine’ in Daily Life,” in Judy Kuriansky, eds, Terror in the Holy Land: Inside the Anguish of the Isareli-Palestinian Conflict,Praeger, 2006, p67恐怖主义带来身心两方面的伤害,尤其对青少年儿童更是如此。2000年10月,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不久,以色列心理创伤****就出台了一个项目,帮助在校学生建构心理适应能力。汤姆·泰勒认为警察在危机管控时有限介入公众生活是必要的,但要注重程序的公正:威慑战略不见得能特别有效地调动反恐合作积极性; 以程序公正作为巩固公众合作的基础会更有效;人们可以接受治安对个人的干预,同时警察在介入人们的生活和群体活动时并不完全没有合法性,但是警察介入的程序依然需要是正当的。 Tom RTyler,“Toughness vsFarness: Polic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Managing the Risks of Terrorism,” in Cynthia Lum & Leslie WKennedy, ed, Evidence-Based Counterterrorism Policy,Springer, 2012, p3612以色列反恐战略相关研究**,对以色列反恐战略的研究。安德鲁·凯德和巴巴拉·沃尔特认为要研究反恐战略,首先要对恐怖分子的战略有所认识,他总结了恐怖分子使用的五种类型的战略:消耗、恐吓、挑衅、破坏和讹诈。那么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战略。反消耗战略至少有五种:在不紧要的事项上让步;定点报复;把危害*小化;阻止对方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恐怖主义造成的心理恐怖*小化,同时尽可能降低民众过度反击。反恐吓战略是:当恐怖分子旨在改变政权时,*好是果断地把恐怖分子分割在固定的区块内;当其旨在控制社会时……丹尼尔·拜曼还从国际关系角度考查了以色列反恐战略效果,认为以色列为了借助威慑减少恐怖活动,通常会过于严厉地对恐怖活动实施反击措施,这常常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预防恐怖袭击常常需要依赖威慑,这要求不成比例地反击任何袭击。因为报复只有足够严厉才能让袭击者不敢挑衅。这也是以色列反恐战略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反击如果只是造成了有限的伤亡或破坏,那在这些施暴者看来就是他们获胜了。这就使以色列一直要艰难地平衡这个两难问题:到底是不成比例地反击以确保当下的**,还是对等反应?毕竟,国际舆论不管有效还是无效,它只认可要对等反应,并谴责不成比例地反击。” Daniel Byman,“A High Price: The Triumphs and Failures of Israel Counterterror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362对反恐收益与代价的研究揭示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根源认知的影响,认知的影响涉及反恐手段、目的各个环节。但以上对反恐的研究没有把反恐与巴以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更没有把以色列与周边关键**关系联系起来考虑。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提出自己的假定:以色列反恐战略影响了巴以问题的解决,因为它“与恐怖主义共存”的做法是想维持目前在巴以冲突中的优势地位;以色列反恐战略也影响到了其与周边**的关系,因为要以此来维持其中东**核大国地位和军事优势。但长远来看,这些都不利于以色列自身**。(三)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国内外现有有关以色列反恐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主要集中在反恐机制、手段、效果等几个方面,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基础,但依然有值得继续探索的空间。**,没有系统地研究以色列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认知。笔者暂时搜集到的只有部分零散的研究,包括:对以色列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研究,如前述以色列人普遍具有“玛萨达情结”;以色列认定的恐怖主义具体威胁等。这些研究中目前涉及后者的居多,并且没有以反恐认知为专门的研究主题,只是零星涉及这方面内容,一般是较为概括性的判断,所以大多不系统不完整。不论从决策和认知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反恐实践中认知的重要作用来看,都要对以色列反恐认知进行研究,因为认知构成了以色列后续一切反恐行动的基础。而这样的研究需要对以色列历届政府有关恐怖主义的公文、领导人的讲话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推断和判定出不同时期以色列对恐怖主义具体威胁的认定、反恐在****战略中的地位、对反恐手段合法合理性的认知等。搜集资料的不易且对数目众多的资料进行分析的不易可能都是这项研究令人望而却步的原因。第二,没有系统地梳理以色列反恐战略。按本书所界定反恐战略的概念,以色列反恐战略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包括以色列反恐认知、目标、机制、手段、国际合作等。虽然这些方面国内外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但目前没有以此为框架的文章或专著。缺少这样系统的研究,并不是这个问题不重要或不值得研究。以色列反恐与巴以冲突、中东和平进程和该地区其他事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研究认为是冲突和战争导致了恐怖主义,也有人认为是恐怖主义引发了冲突和战争,但不论哪一种观点,都说明这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以色列反恐实践,也可以为理解甚至是解决该地区问题提供帮助。为什么长久以来又缺少这样系统的研究呢?首先,研究者一般很容易关注以色列具体的反恐行动、手段,并对其成效进行评估,往往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