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管理学与管理实践 引 言
在与一位朋友聊天时,约翰向朋友解释道:他夫人玛丽,要离开两周去管一个海外项目;他们的儿子皮特,要管好他那条因为踢足球而受伤的腿;而他自己就是个“管事的”。
我们一想到“管理”,脑子里*先想到的就是与工作和就业相关的事情。管理是“管理者”做的事,在企业或其他组织中尤其如此;或者我们会将管理视为管理者这个群体要做的事情,与此相对,则是不承担相应管理职责的雇员(“劳工”或“工人”)。在这种工作语境下,管理一词有着深刻内涵,涉及体系与流程的控制、事务指导、设计与实施。然而,在工作场景之外,我们经常将管理一词用作反语,暗指缺乏控制力(管好受伤的腿),或者将其等同于应付、搞掂的同义词,意指需要施加更多控制(而非建设性指导)以防事态崩溃。
这些有关管理的非正式含义出现得相对较晚。管理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指驯养或驯服一匹马,该词的含义逐渐从控制马匹扩展到控制武器、船只和人群,并且在英国,管理一词的含义更加宽泛。在当代,管理的含义及其与行政、指示等密切相关的概念之间存在的差别,使它不知不觉间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在英国,管理(management)一词历来专指商业管理,涉及公共部门的管理工作则多用行政(administration)一词。从事商业管理工作的人在英国被称为企业管理人员,但在美国则按美式传统被称为执行官(executives),管理一词在美国既指管理科学也指管理实践。在法国和西班牙,管理一词依旧处于词义演进史的早期阶段,仍特指对运动员的管理,或者再广一点,指对体育团队的管理。在特指商业管理活动时则使用其他词汇,如:经营(gestion)、企业(empresa)、指导(direction/direccion)和执行(administation/administacion)等。
所有这些术语都带有极强的指示、控制内涵,这在“管理”这一术语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管理”一词在当代的全球通行用法吸收了传统英式用法的词义,还吸收了现在扩展到公共组织、私营企业的用法,同时还叠加了美式词义,使其得以被科学地研究和学习。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由数以亿计的管理人员(行政管理者、执行官或主管)遵循特定的管理实践。同时,与管理实践密切相关的是,管理作为一项课题被纳入学术研究,探讨管理者应当如何行事以实现效率、产量或利润*大化,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商学院里学习相关研究成果。
本书既关注管理实践,也重视管理理论。本书大部分内容不仅会涉及管理者实施的指导和控制尝试,还会论述管理学家对于如何更好地开展管理工作所做的研究探讨。然而,本书的一个**思想是要强调:我们在开始理解管理这一概念时,不能忘记“管理”这一术语存在着诸多非正式化、反讽化的用法。的确,管理者掌握事态、下达指令,但因为管理者都是人,他们所管理的对象也都是人,这会导致事态很少按照预期发展。所以,管理实践不仅是要掌控事态,还包括处理那些失去控制(或是脱离管理者掌控)但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处理的事情。同样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群体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失误、完全无法预料的行为,研习管理学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而排除这些问题也需要给出正当理由。
在管理中加入人的维度,这使得管理学研究变得异常丰富多样。与所有社会科学一样,管理学面临着严峻挑战,即:采用理性科学方法来预测那些有顽固非理性、难以预测特征的主体的行为结果。然而,与社会科学许多分支不同的是,管理学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之所以发展出科学性就是为了应用,为了能以组织技术的形式指导实践,任何无法弥合假设与现实之间鸿沟的结果都是异常明显的。还有,人的维度也会对管理实践产生影响。概因人有失去控制、逃脱掌控的天性,作为一种实践,管理会令人十分沮丧。但也恰恰因为管理有如此难度,成功的管理总会带来巨大激励。
我们会在第二章详细论述管理实践,探讨管理是什么、管理者做什么。但一开始,我们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先花点笔墨研究一下人具有哪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与管理任务相互关联,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管理。
人的境况:理性及其局限
在此探讨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理性,或称为理性的力量。在人类所有非凡的能力当中,理性的力量毫无疑问是*超凡的一项。与理性相对的是感性,或称为同情心、人类的爱心,但理性定义了何为人类。理性*为显著的成果是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计算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医药学以及其他。但同样,理性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可能并不擅长使用理性,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在辩论时遵循一定的逻辑性,使得从假设到结论的过程看起来符合客观规律。我们能够对其他人的主张进行批判性评价,并做出复杂的、证据充足的判断。另外,我们还能够制订并执行复杂计划以期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种推理能力正是管理的精髓所在。在商学院中,在商业和管理学课本中,在许多工作组织中,管理被描绘为一种完全理性的、完全技术性的活动。就这种普遍构想来看,管理者的工作核心就是理性地分析其所处的形势,并就如何处理相关事务做出理性决策。管理者认为,企业乃至其他工作组织是特定的理性实体,致力于特定的理性目标,典型的理性目标是谋求利润或股东利益*大化,或是以*低成本谋求*大收益。
对管理的理性化解读固然很好,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人们经常会忘记):理性有其局限性。一些学者声称,客观理性的整个概念都是神话。他们辩称:理性自身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本身在本质上都是主观性的,是特定社会及该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这大概又太过**。的确,所有的科学理论与其后的进化版本比起来都存在瑕疵和不足之处,在科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与理性的因素同等重要。但科学理论在预测上的非凡成就说明,如果不是从严苛的哲学意义上讲,而仅从实践层面来看,一些非常客观的事情是在起作用的。探讨科学理性,甚至更为普遍的客观理性是十分有意义的。然而,对客观理性的批判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有意义。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我们所采用的推理方式,都受到了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比我们能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本书将在第八章探讨管理所遭受的这类影响。与此同时,对理性的批判同样也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对理性力量的限制,这类限制往往不太受关注,且较少引发争议。
首先,虽然理性能够**我们在试图理解世界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但理性未必能确保我们一路畅通无阻。以量子力学这一学科为例。量子力学能够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精度来预测那些极为微小、无法被观察到的物理实体的运动,并为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早期诸多*具影响力的技术提供了科学基础;但如果我们尝试去理解量子力学,去想象那些公式在物理术语层面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绝望的、无可救药的矛盾之中。在那种境况下,理性就会从我们身上溜走。
其次,理性还有一种令人不悦的习惯:当事态进入紧要关头,理性就会从我们身上溜走。举例来说,假设我们想要问“上帝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存在着超越此生的事物”这样的问题时,理性就会完全坍塌。基督教**们声称(按现任教皇的话来说):基督教教义就是“客观真理”。其他宗教的**们对他们自己的教义也有过类似主张,但与宗教**们相反,激进的无神论者援引科学来申辩“上帝不存在”这一主张。然而,事实上,上帝是否存在难以从逻辑或科学角度予以证明。宗教信仰证实了这样的事实:人类是理性存在,但又不单单是理性存在。当理性自身难以给出答案时,人会致力于寻求答案本身。
“上帝是否存在”这类论述*显著的特征是:每个答案*终都是假设的产物,而构成假设的基础通常都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某些哲学分支的论述中,比如伦理学。在伦理学中,我们能从逻辑上证明什么是善(good)的**路径,就是从一些关于什么是善的直觉性假设或情感性假设出发。我们不能从无中推导出有。大多数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包括管理学,管理学涉及的行为都十分复杂,难以被模型精准描绘,我们无法用模型化物理世界的方式来研究管理学。但换个视角来看,指导我们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多数推理都是正确的。
总的来看,像是分子或电子这样的物理实体稳定度高。它们不会忘事,不会犯错,不会改变主意,不会彼此坠入爱河。但恰恰因为它们表现稳定,我们才能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建模、预测,并根据我们的预测来发明某种技术。但人类完全不同。我们有时可以(虽然并不经常能做到)预测他们的普遍行为或总体表现,但我们很难借助理性科学的推理来预测他们作为单个个体的行为。
理性与管理挑战
对理性力量的这种限制会带来一种相当显著的影响,不仅影响管理学的科学研究,还影响着管理实践,甚至也影响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我们从管理科学开始说起。与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在管理学中也是理性法则占统治地位,但理性法则在管理学中的统治地位有着十分明显的妥协性。如果管理科学要达成任何有用的结论或预测,它就必须要先一步设定一些基础性的简化假设。举例而言,管理经济学假设人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追求金融财富*大化;他们会动用所有手段来达成这一目标,手段甚至不乏欺诈和诡计;并且他们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点。然而,管理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相信这些假设都是真的(当然,有些人相信,但大部分人不相信!),但是,他们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些假设,他们的数学模型就会分崩离析,他们也就无法预测任何事情。实际上,管理学中使用的假设比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所采用的假设要少得多,以期望能*大限度接近现实世界,让他们的理论变得有价值。
管理心理学家则按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研究,但他们的假设也多有争议。一些研究假设动机或心理发展的特定模型,另一些研究则基于大脑及其运行的各类推测模型展开。某些时候,经由洞察力导致的结果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我们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说服自己:假设一定是正确的。但更为常见的是,心理学家的假设在凸显人类行为某种特性的同时,排除掉了其他同等重要的特性,后者可能与前者互为补充,也可能与前者差异巨大。每种理论都会揭示一些东西,又掩盖一些东西,继而形成理论特色。
说回管理,尤其是管理实践,人类理性的局限无论是在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身上都十分明显。与经济学家的假设完全相反,人的能力不是**无缺的。实际上,人是出了名的无能力。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人“仅仅是人”。他们会忘事,会心烦,会分心,会犯错,会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即便是*能干的管理者也要应对下属的人性弱点(如果某些特质算“弱点”的话),同时还要面对那些无法回避的环境的不确定性。管理者可能接触的信息远少于其所需,但他们永远无法获取充分信息去制订信心十足的计划。他们直面未知,很多时候需要直面完全无法预知的未来。同时,在商业环境下,他们要面对竞争中固有的不确定性。理性此时可以发挥作用。就像赫伯特·西蒙指出的那样,对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是限制你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一些“合理的”可操作性假设,着手处理事情,而不是尝试分析你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但仅有理性远远不够,尤其是涉及与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理性的路径不见得一直就是*有效的 路径。
当把科学与实践结合起来,应用到管理技术或管理技巧中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管理技术背后的假设与现实足够接近而使其有用。举例来说,管理经济学的一项建议是: 一般而言,应当根据人的产出而非投入给予全部或部分报酬以资鼓励,报酬可以是计件工资,也可以是绩效工资。如果你要管理的是水果采摘工,这个建议就很适用。采摘工需要钱,他们通常也能胜任水果采摘工作,同时你也能度量他们采摘的成果,你就应该根据水果重量而不是他们的工作时长来支付报酬,这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如果将这一建议应用到其他一些场景中,按业绩付酬这样的管理技术同样有效,但并不是因为相关假设反映了现实,而仅仅是因为模型可套用的范围比较广,并不见得推导模型的具体假设就是正确的。举个例子,事实证明,在对雇佣合同进行解释时,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代理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能力欠缺但胜在服务诚实守信这一假设来解释,两种解释路径完全相反,但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不直接参与管理,你很难区分雇员到底是懒散还是能力不足。大部分人是二者兼有,这种混合特质因为过于复杂就很难用模型来表示,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我们的假设是否符合事实并不重要:相同的**可以**不同的疾病。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类假设可能就完全没法应用,这项管理技术也完全不合适。比如,经济学的代理理论*主要的应用就是用来设计**执行官和其他**管理者的薪酬。但这类人的动机到底是追求**还是追求做好工作所带来的自我满足感是很不明确的。然而,作为一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很可能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在企业中需要与其他人深度合作,商业环境的竞争既激烈又充分,这都会限制他们能力的发挥。毕竟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龙头。此外,我们付给**执行官薪酬,让他们自己判断、自行裁决,我们就必须假设他们是值得信赖的,是有良好内驱力的。在这种场景下,假设就事关重大,在设计**执行官的薪酬时就应假设他们是充分胜任工作的自我驱动型个人,多数大企业都是如此行事,但这势必会导致不合意的且完全预料不到的影响。
一种无法预料的影响就是当我们将强假设性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时,这些假设就非常容易自我实现。比如,当社会科学家假设人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时,老师们就会将这种假设传播给学生,实践者在执行中也会基于这样的假设行事,如此一来,人就会变成狭隘的自利者,哪怕他们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人。这种现象在金融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市场参与者现在都有意识地遵照金融学理论(尤其是与管理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理论)的假设行事。就像是在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中所展现的那样,这使得理论和实践能更好地契合,但也对我们所有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管理学尚未走到这步田地。虽然管理科学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学主导,但它也大量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给经常相互矛盾的诸多假设提供了修正空间。不过,这也造成理论应用难题。管理科学一开始是被视为实践的辅助才得以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当引入社会科学中更为基础的研究时,管理科学只对可能有用的理论感兴趣。管理科学在借用想法和概念时,极少考虑这些想法与概念的基本假设,也很少考虑它们是否科学有效。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理论缝合体,内里自相矛盾、混乱不堪,这样的理论被拿来指导实践时,相应地就会造成矛盾和混乱的后果。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述的那样,管理学的发展史,更像是管理实践的日常史,是一个充满了必然和偶然的故事。但在讲述这一故事之前,且容我稍作停歇,问一个非常明显但少有回应的问题:管理者到底应当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