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拍摄纪录片，我与书中的每一位口述者相识多年。那时候她们十岁、二十岁、三十岁，五十岁……她们常被人定义为芭蕾女孩或者芭蕾老师。 二十年很快过去了，今天的她们，都活成了真正的自己。 两年前，我突然想做这样一本书，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生活中，让彼此稍稍停下来，回顾一下这一段段看似与自己无关，却又感同身受的成长经历。只是观看，只是感受，它也能留下些什么，如同那遍撒的月光的暗影中，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在跳舞，只是跳舞的方式不同。 书、绘画、音乐、摄影机……而已。 我们都在跳舞。 ——本书作者 甘露

一生离不开镜子 口述者：黄知勤 1959 年，我考了舞校我父亲是搞音乐的，是 1938 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从上海音 乐专科学校毕业后入党并参加抗战，后来在当地省委宣传部工 作，任文艺处的处长，主管文艺工作。他有一个音专的同学在 当时的湖北艺术学院（现在改名为武汉音乐学院）当院长。院 长夫人跟我妈妈是同行，都是中学老师，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被 父母带去艺术学院见他们。 有**，妈妈带我去艺术学院时刚好碰到了她的一位学生， 那个女孩是吹长笛的，她说：“李老师，我们学院现在成立了一个舞蹈科，是教芭蕾舞的，让咪咪（我的小名）去学吧。”我妈也不了解什么是芭蕾舞，我们在 1959 年前完全没听说过芭蕾舞。第二天，我们在院子里又碰见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位老师，我妈就问他：“您看看我女儿能不能去舞蹈科学芭蕾呢？” 老师打量了下我的个头儿，然后跟我说：“姑娘，你下个腰吧。” 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是标准下腰，我做完他就说：“行啊，你让她来试试吧。”我妈想着让我学个专业，有一技之长也不错。我那年正上小学五年级，我妈跟院长说了下我的情况，院长说“让她来吧”，就这样我进了湖北艺术学院的舞蹈科。 1959 年 12 月，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爸爸和林院长都是文代会的代表，他们在北京开会时又遇见了当时北京舞蹈学院的校长陈锦清，林院长就跟陈校长说：“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舞蹈科，能不能派两名学生去你们学校学习，作为教师培训，等毕业以后再回来？”陈校长想了想，同意了。 1959 年 12 月 26 日，我们学院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小孩去北京。有一位老师把我们送到了北京舞蹈学校。到了舞校后，经过挑选只留了两个人——我和另外一名女同学，另外两个人让他们回老家了。我学的是民族舞，她学的是芭蕾舞，我们俩关系还挺好的。我们 12 月到的学校，也就上了一个月的课。放寒假期间，学校组织我们下乡劳动，所有的学生都被安排到了北京的一个叫大井的地方。在大井劳动了几天，我就被老师回去了。 原来芭蕾舞老师不认可我那个同学，她觉得那个同学身体条件太差，根本学不了芭蕾。芭蕾舞老师说能不能让她跟我换一换，让她学民族舞，我来学芭蕾。我小时候很瘦，细长条， 她看了看我的身体条件，说：“从形象上看还可以。”紧接着，她掰了掰我的腿、压了压胯看看开度，随后就说：“你也够硬的。”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之后，我的老师就说：“从下学期开始，你就去芭蕾舞科上课吧。”这相当于我跳了一个月民族舞就转学芭蕾舞了。我觉得不是我选择的芭蕾，而是芭蕾选择了我。现在想想，其实很多学芭蕾舞的孩子都是被选择的。 我小时候也不太爱写信，一个月给家里写一封，开头写的是：“亲爱的全家大小……”我妈边读边乐。那时我总觉得学芭蕾太枯燥，根本就不想跳，心里很苦闷，在学校总想哭，想逃 回家。特别是刚进舞校的时候，每天除了蹲就是擦地，我身体又硬，腿一搁在把杆上，其他同学都伸得直直的，可我的膝盖总打弯，一到压腿就疼得压下不去。老师“啪”一巴掌打过来：“有什么好哭的，那么硬还好意思哭。”我委屈地站在那儿，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呆呆地看着别人。 在班里我年龄*小，因为我是上小学五年级时来的，其他同学都是上六年级时来的，只有我是 1947 年出生的，而且个头儿又*小，所以刚开始我在班上显得特别不合群。其实我在班上一直都不属于好学生，直到快毕业了芭蕾专业课都没得过满分，专业课想得 5 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 5 分是满分），一个班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能得到，我经常是 3 或 4-，如果能拿个 4-已经特别高兴了。 我永远是站在把杆旁边靠近钢琴的位置，从没站过正中间，当然会特别羡慕站到把杆中间的同学。 无常 甘露 2006 年 7 月 19 日，我得知芭蕾舞团又有几个演员离开。离开纯属无奈，尽管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但还是有些怅然。演员经常笑着说自己学了 7 年芭蕾，*后跳的年头超过 7 年也就够本儿了。其实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没跳够本儿，跳一年、两年、三年的大有人在，还有毕业后再没有机会穿上芭蕾舞鞋的……如果可以，她们想在舞台上跳一辈子，直到老去。 芭蕾舞团有一个女孩，来团 3 年，20 岁。这一年团里没有跟她续签，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在一周之后。她是个极好强的孩子，知道这个消息后简直万念俱灰。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声音，没有音乐，也没有灯光，一个人淹在黑暗中不肯呼救，不去听朋友的呼喊，与世隔绝地待了4天。第 5 天一早，她去了西单附近的 KTV，一个人昏天黑地地唱到声音沙哑，自己也不知道唱了些什么……其实她的伙伴们都知道她的痛苦，但没有一个人去劝她，没有一个人敢去劝她，因为她们知道，终有**她们也会像她一样离开，她们有她们的无常。 至于吗？或许很多人会质疑。15 岁那年，女孩的双脚脚踝长了严重的骨刺。那时她还在舞院上学，练功的时候总是忍着痛，不想让别人知道。每**，双脚和舞鞋都在无声地对抗和挣扎，疼痛与日俱增，她孤独地承受着。终于在**早晨练功时，老师发现了她的脚的异常，让她马上停止上课，去医院做检查。 女孩压根儿就没去医院，在学校附近溜达了一圈，回来跟老师说医生看了没啥事。老师从小看着她们长大，实在太了解这些孩子了。老师很快给女孩的妈妈打了电话。第二天，女孩的妈妈从外地赶来，带着女儿去了学校附近的医院，从医生那儿得到的答复是，千万不要再跳舞了，进行保守**，可以保住双脚，也不至于太痛苦。母亲很为难，孩子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对妈妈说，想让我不再跳舞，除非让我死了。母亲拗不过女儿，在陌生的北京奔跑于各家医院，*后找到北医三院，告诉医生自己的女儿还想正常跳舞，而且不能歇太久耽误练功。 *后，不知是母亲的无助还是女孩的坚持打动了医生，他们答应给孩子做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快的方式，但没法保证*优的结果。女孩不想太耽误练功，笑着问医生能不能双脚一起做，这样能节约些时间。医生认为这样做风险实在太大，女孩说两条腿同时残废和保留一条腿对跳舞的她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就试试吧，没准儿会成功。 医生制定了严谨的方案，女孩单薄的身体裹在大号的病服里显得有些寂寥。在妈妈面前，她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快乐，骗妈妈也骗自己。*终，皆大欢喜，手术成功了。妈妈为了照顾 孩子，把老家的工作辞掉，在舞蹈学校附近租了间地下室陪伴着女儿。父亲一个人承担全家的生活开销，甚为辛苦。女孩说那段日子不知道是怎样过去的，只是希望快点儿过去。她说**的后遗症就是现在*怕泡脚，说那时几乎把人一生要泡的脚 都泡尽了。别人做足底按摩是享受，对她来说就是折磨。当然，她也从来没有吃饱过，因为担心脚好后体重不易恢复，她还要跳舞。 她可以再跳舞了。芭蕾舞鞋的丝带优雅地缠绕着，刚好掩盖住那双脚上长长的伤疤。2008 年她笑着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她一直微微笑着，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听的人倒 哭了。5 年后，命运还是注定了她和芭蕾舞鞋的分离，暂时的或者永远的……“我爱芭蕾，但芭蕾不爱我”，这句话不幸又被 言中了。 我知道，多少叹息都无法平息她内心的伤痛；我也知道，芭蕾舞演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常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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