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丛考》是由聂崇岐1934年以来陆续发表的宋史方面的重要论文编辑而成，包括《宋史地理志考异》《宋役法述》《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等代表性论文，基本代表了聂崇岐宋史研究的*高成就。内容涉及宋代税制、地理、军事、科举、官制、外交及宋代史料考证，引证详实，逻辑清晰。作者学养深厚，对宋代史料极为熟悉，特别善于从史料排比中发现问题，尤其是易被忽视和误解的问题，以史料细致考辨为基础，往往能够对历史制度演变做出规律性的结论和探索。

聂崇岐先生研究宋史缘起 马勇 在洪业指导下，聂崇岐的宋史研究从基础文献的清理整理开始，引得编纂处有意识地对宋代传世文献特别是大型图书进行清理，先后编纂有《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等，还有一些已经开工，而至编纂处结束尚未完成的《宋人文集篇目综合引得》等。凡此都是宋史专业书目，因为工作缘故，聂崇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阅读”，而是必须从根本上弄清这些文献的成书、传布、收藏、现状，然后甄选版本，一字一句标点、划勾、分段，抄出、核对。如此工序固然繁杂，但对于理解宋代文献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聂崇岐本来就是燕大历史系优等生，他在完成引得编纂工作的同时，很快上手进行宋代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并拿出**分量的踏实作品。1934年，聂崇岐在《禹贡半月刊》连载《宋史地理志考异》，很快被收入开明书店1936年版《二十五史补编》。 《宋史地理志考异》校语长达五万余言，对《宋史•地理志》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校勘，对诸书记载之误、之异、之不可辨认处、存疑处一一罗列，以���他人参考。凡能辨识者，则在按语中详加说明。至于不取“校正”而用“考异”，则是出于谨慎，以示“不苟同，也不苟立异”。《二十五史补编》共增补诸史表志及考释二百四十多种，多为更前一辈学者的作品。聂崇岐除《宋史地理志考异》，还有《补宋史艺文志》也收入此书。《宋史地理志考异》《补宋史艺文志》两篇均属于那时学术界*为看重的考订之作，两篇长文奠定了聂崇岐在宋代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 宋代制度史的研究也是聂崇岐的一个**。1938年，聂崇岐在《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发表《宋代制举考略》。这篇长文广征博引，“深刻地剖析了宋代各项制度的沿革与特点，精辟地论证了宋代策论的宏旨。特别是他常用比较方法突出问题的实质。在论及制举制度时，文章说制举制度所持以取士之策论，远超于贡举之诗赋帖经，谓既可由策论以观其识，复可借论以查其学。识学兼优，真材斯得，不似诗赋之徒取虚文也。经过如此权衡，文章又进一步审视宋代制举的社会作用及实际效果，提出犀利的客观评论：殊不知能言者未必能行，而笃行者又每不好多言。策论衡材，亦不过取其言之是否成理，至能否力行，则决非由几千文字所得体现；本来科举之设，本为拔取非常之材，故历朝皆重视焉，宋代亦不例外；御试制举，为**大典，故上自宰制，下至带职庶僚，皆须陪侍，不能不说是隆重。但具体实施，却又与原旨相左。御试策题，或是伤于烦冗，或是支离破碎，颇类**大学入学试验之国学常识。以此取士，而曰能得非常之人，宁非奇谈！文章*后指出，汉策贤良，目的每在旁求直言。宋廷只重文采，直言者反遭摈斥。汉策贤良，出于求治之衷；宋举制科，流宕所及，徒为读书人多开一进身之径而已。这样的分析，实已近乎时论，读来颇发人深省”（聂宝璋:《学者风范长存》）。1939年6月，聂崇岐又在《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发表《宋词科考》，这篇文章被誉为《宋代制举考略》之姊妹篇。 （节选自马勇《聂崇岐及其〈宋史丛考〉》，文字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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