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一个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无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一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展革命斗争和自身建设。即便是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的较长时期内,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为此,本书试图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放到共产国际、联共(布)这样一个国际视野下来分析和探讨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双重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前夕这一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在时间上与共产国际早期(1919~1927年)大致重合;大革命失败至遵义会议召开前夕这一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在时间上与共产国际中期(1927~1935年)大致重合;遵义会议召开至共产国际解散这一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在时间上与共产国际晚期(1935~1943年)大致重合。本书在内容架构上打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传统分期之间的界限,沿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前夕、大革命失败至遵义会议召开前夕、遵义会议召开至共产国际解散前夕、共产国际解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分阶段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 站在今天的历史方位来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风建设前后经历了28年,前十三四年(党的创建至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基本上还处在幼年时期。总的来说,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还不充分;虽然认识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但党的作风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并非笔直而平坦;虽然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对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发起成立并受其操纵的无产**国际组织,难免带有明显的苏联民族利己主义色彩。加之远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难及时了解和准确掌握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组织的发展状况,以致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过程中,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或复制俄国革命和联共(布)建设的经验,对包括作风建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都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遵义会议在中共**与共产国际通讯中断的特殊情况下,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新征程。然而,直到共产国际解散前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包括作风建设在内的自身建设道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虽然都是从建党初期就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但真正从理论上高度概括和系统阐释则都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的事情。 正是由于党的建设理论不成熟和建设经验不足,加上中国共产党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加入共产国际至共产国际解散前夕,在组织上一直从属于共产国际,并在政治上一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以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盛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包括作风建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