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连续性出版物，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多篇讨论古代经济史、古代文化史和海交史的论文，亦有专题讨论考古文献所见早期中国，见解深刻，颇有新意。其他文章，诸如史料整理、书评等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四方酬答：高攀龙的人际网络与居乡活动 □于佑安 摘要：高攀龙是晚明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他的人生，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与家乡无锡及当地士人难以分割，这种联系可划分为读书求学、中举入仕与归家讲学、创办东林书院两个阶段。此外，他与无锡华、秦、钱诸望族之间的交往也值得关注。笔者尝试以乡里关系为主编织出高攀龙的人际网络，进一步探寻这一网络在其政治及学术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学界更立体地研究以他为代表的东林众人在明代后期的政治文化活动，以及此种活动如何在多种因素有机结合之下展开。 关键词：东林书院；无锡；晚明史；人际网络 高攀龙是明代南直隶无锡县人士，同时也是晚明东林书院的创办者与主持者之一。从就学、治学、创办东林书院、传授学生等多个方面来看，他的一生都与无锡及当地士人紧密关联。此外，高攀龙与无锡华、秦、钱等望族之间的交往也值得关注。高氏一生在朝时间较短，大部分时间居家读书、讲学，因此可依据其生平，以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界限较为笼统地划分为读书求学、中举入仕与归家讲学、创办东林书院这两阶段。他的主要人际关系也是由与无锡当地大族的交往和求学问道过程中的相知所构成，而当地大族与相知二者之间同样有着难解难分、错综复杂的关联。 时至**，有关东林书院及相关人士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围绕着所谓“东林党”的讨论数量亦多，其中以樊树志先生的《东林非“党”论》尤为重要。他驳斥了自明末清初就已产生的、以“党”目东林的观点，逐个探讨“东林党人”涉入的政治事件以及东林书院被诬为党的具体过程。樊先生指出顾宪成、高攀龙、吴觑华等书院执掌人先后订立不过问政治、不评议朝官的规矩，在卷入了种种风波后才被牵连为“党”。此文与《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及其专著《晚明史》共同构筑并强化了“东林非党”的观点，这也是众多学者研究东林相关问题时，对“东林”究竟为何物**的“党→运动→非党→党”理路嬗变的重要内容之一。既然产生了这种概念上的纷争，学者为厘清由“东林”阐发出的名词之内涵与特性，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其本源东林书院以及诸多相关人士生平活动的研究。 具体到东林代表人物的研究。高攀龙青年时即听顾宪成讲学，创办东林书院、讲学论道时又处处辅翊顾氏。这样的“二号人物”身份，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使他的地位与关注度略微逊色于顾宪成。这也体现在一些研究中，二人往往并列，而著述**亦放在顾宪成身上。关于高氏的研究，集中在其学术思想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另有部分涉及用人思想及居乡交际、慈善事业等内容。南炳文、何孝荣早年归纳高攀龙的用人思想，认为他强调登用具有公而忘私、洁身自好等特点的“正人”。蒋明宏举出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毗陵唐氏、薛氏、无锡华氏、江阴梧塍徐氏等苏南望族的往来实例。王卫平细致考订了高攀龙等人创办同善会的“救世”活动，指出其既能救助百姓，又劝善德化乡里。在荒政方面，他重视建仓积谷，并提出了一套救荒主张。亦有学者指出，高攀龙研究目前在文献、思想、文学、历史等多个角度仍有缺憾与疑义。常建华新近论及高攀龙的族谱学思想，指出其家训中有教导子孙处世为善，重视救济贫苦的内容。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与归纳，本文希望复原出以高攀龙为**、以乡里关系为重要联系编织出的人际网络，进而探寻这一网络在他人生不同阶段、不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终，则希望通过这条道路，再度检视“东林党”这一说法的合理性。 一、“师友之教”、“勉为君子”：求学、中举、入仕阶段的人际关系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攀龙生于无锡，自小善读书、知礼节。万历四年（1576年）时，应童子试。他“师事邑中茹澄泉，兄事孝廉许静余”，与乡里士人已开始交往。而且高与茹、许二人的情谊颇为持久。攀龙从茹澄泉求学七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茹澄泉去世，他晚年的田产供养、侍奉汤药以及收殓殡葬均由年近六旬的高攀龙一手操办，行状与祭文也皆出自高氏手笔。高与许经常相携出行，颇多诗文唱和，如《和许静余先生闭户吟》三首、《同许静余先生游山》等，内有“以我中年窥静理，知君晚节解闲游”诸句，均反映出二人晚年隐遁、闲游的心态与倾向。黄宗羲《明儒学案》内有《孝廉许静余先生世卿》一篇，也提到东林人士集会时，高攀龙仍“以前辈事之”，且“饮酒吟诗，终日不倦，门屏落然，不容一俗客”，颇有清逸风范。许静余殁后，祭文及行状皆由高攀龙撰写，对二人求学问道等交往经历做了回顾与总结。 万历九年（1581年），高攀龙补邑诸生，同年十月娶妻王氏。《高忠宪公年谱》载，高攀龙“初聘王抑所女，继山孙女，殇。抑所以先生为天下**流人品，即抱内戚沈女续好，先生佩德勿替，终身无二色”。王继山、抑所父子生平难以详查，但以他人所作诗词、祭文对照来看，王家应当也是活跃于无锡当地的官宦与文化家族。且王抑所坚持以高攀龙为婿，除了认可他的人品与才学，或许也是出自连结两家、形成姻亲的考量。蒋明宏已指出：“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苏南望族与东林人士通过相当密集的家族婚姻彼此勾连起来，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高攀龙与王氏、沈氏之间的嫁娶应又为此添一注脚。 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高攀龙乡试中举。传说当年乡试，阅卷已完毕，只待第二日放榜。分校徐民式就寝时，有一只老鼠三次啮咬他的脚。徐在黑暗中抽出一卷落榜考卷，秉烛观看，后呈主司沈鲤，都赞叹不已，于是重判其中式，此考生正是高攀龙。这虽是传说，但似能反映沈鲤与徐民式二人皆很赏识高攀龙。顾宪成在《自反录》中曾赞沈鲤“身在江湖，心存世道，若是乎爱国之深也”，高攀龙则与沈鲤“师弟相契*笃”，“一举念、一举事，恐辱老师，辄自悚惕”。瑏瑨闻听沈鲤去世时，高攀龙“即日奔吊”，足见师生间的深情厚谊。沈鲤一生刚直不阿，敢于直谏，且年长顾宪成近二十岁，比高攀龙更要大三十余岁，因此东林诸人将他视为年高德劭的官场前辈，双方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徐民式与攀龙的交往亦维持到晚年。东林书院建成后，高攀龙拟赴新安吴中翰讲学之约，先行拜访徐民式。徐民式担心东林树大招风，又因新安多富户，担心被别有用心之人恶意中伤，劝止攀龙，于是攀龙不再前往。数年后，徐民式去世，高攀龙亦参与安葬事务，完满师生情谊。 万历十四年（1586年），无锡知县李复阳邀请江右罗懋忠和顾宪成来当地学宫讲学，一时士子云集，盛况**。高攀龙也在其中，感叹道“吾夙有志于学，今得县父母为嚆矢，吾学其有兴乎”，由此孜孜求学。早在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已中进士，在京任职，于张居正去世不久后告假归家三年。正是在这期间，他被李复阳邀来讲学，也开始了与高攀龙之间近三十年的交往。十六年（1588年）高攀龙入南京国子监，与司成赵用贤“略师生之分，结忘年交”。十七年（1589年），攀龙考中进士。当时分考官赵南星评论说“此卷似知学者，当拔之牝牡骊黄之外”，攀龙的同门薛敷教、欧阳东凤、王述古等人，都与他有着密切关系。且万历己丑科前后的科考中，涌现出大量**的无锡士人，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刘元珍、安希范等，都是一时之英才。此四人，加上己丑科内高攀龙、叶茂才，武进人薛敷教，以及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武进人钱一本，就构成了**的“东林八君子”。这一群体的结合，正是以地域乡里这一重要因素为底色。考中进士后，高攀龙的嗣父去世，他丁父艰还乡，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返京任行人司行人。当年底，高攀龙往金陵传诏，并拜访了邹元标、叶茂才、薛敷教、朱廷益、瞿汝稷等人，后又往毗陵拜访钱一本、赴苏州拜访王敬臣，这批人都与高攀龙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 从上述诸事不难发现，高攀龙早年社会关系的形成主要来自求学问道与科场年谊，这亦是他人际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限于联系方式及路途因素，高攀龙的交游多止步于无锡及周围南京、苏州诸地，因此乡里关系自然而然成为他人际网络的主要内容。该网络的特点是关系维持时间很长，基本都是终身相交，日后涉及朝中政争时，多有呼朋引伴、守望相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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