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十年，《格兰塔》编辑部都会推出一本美国小说特辑，聚焦美国文坛极出色且深有潜力的、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间的小说家。 在这本《格兰塔·美国*佳青年小说家》特辑中，二十一位杰出的作家敏锐地把握了现代美国的脉搏。 这些故事中，有描人们如何逐渐走出创伤的孤独和伤痛（本·勒纳《光环》；卡兰·马哈扬《选集》;萨娜·克拉西科夫《纪念维斯盖特》），有移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和精神疾病（埃斯梅·玮珺·王《多么可怕的事》；雅·杰西《告别哥谭市》），有年轻的以色列士兵面对战争、冲突的虚无感受（乔舒亚·科恩《乌里》）；有反乌托邦色彩浓郁的小品（格雷格·杰克逊《**和东部》；马克·多滕《川普天空阿尔法号》）；有颠覆传统骑士小说的暗黑作品（戴莎·莫思斐《布洛姆》）；有不幸的童年带来的疯狂和悲剧（杰西·鲍尔《木头的味道代表河坝》；迪奈·门格斯图《这是我们的血统》）；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揭示了美国生活的无聊和苍白（奇诺洛·奥卡帕然塔《一切笼子里的事物》；艾玛·克莱恩《洛杉矶》；凯瑟琳·莱西《答案》）。

节选自《选集》 卡兰·马哈扬 著 周嘉宁 译 早在恐怖主义横行西方、在东方也变得司空见惯之前，德里的君王**曾经发生一起爆炸。对印度来说这是大事件，整整六个月，全国报纸以各种语言进行报道，却没能进一步获得国际关注；《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一次，也不过是头版窄窄的一栏，被另外一篇讲述岛屿**瑙鲁申办环球小姐比赛失利的深度报道挤到一边。 如今，有关西方在“9·11”之前对于恐怖主义话题的无动于衷可以大作文章，而我认为，人们越多谈论爆炸、自杀袭击和劫机，就越会鼓励世界各地大量厌世、受挫的人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方式摆脱自己无人关注的命运；这种情况让我想起印度文化刚刚开始繁荣的时期，那些糟糕的小说家每天是如何被《德里时报》《**印度》之类的报纸夸赞，导致其他成百上千的蠢货都坐在写字桌前寻找内心的安·兰德，或许各个**对彼此无动于衷是好事，能防止恐怖行动的输出，在世界开始关心印度之前，印度作家的情况要好得多，他们更诚挚，更有趣，更真实。 我做这本选集是出于一个原因：君王**的那次爆炸发生在一场朗读会上，因此对德里刚刚形成的文学圈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次爆炸对于君王**来说也是一场灾难，那里年代久远，一直试图凭借古老的建筑（无缝砖墙楼房，灰蒙蒙的美丽中庭覆盖着绿色太阳能屋顶），以及循环举办的演出、讲座，朗读会和放映活动，与印度国际**和吉姆卡纳俱乐部竞争，成为德里知识分子的**。君王**一度成功了。上千个在上述两家竞争俱乐部的等待名单上排到天荒地老的专业人士，纷纷涌到君王**，光顾那里的餐厅，比如香料市集、紫龙饭店、迪克西餐厅，甚至平庸的地中海轻食屋，从那里舷窗形状的窗户向外看，德里一片翠绿，你不会因为以为自己所看到的是葱翠的过往，而不是该死的现在而被怪罪。 接着，2000年4月，语言学家杰弗里·透纳计划在君王**举办一场朗读会。 透纳是新西兰人，住在德里鲁琴斯地区a一幢破破烂烂的殖民时代建造的大楼里，他是**的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学者；因为他是白人，既不是不可靠的小说家，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诗人，所以他和德里写作界的每个小圈子都保持友谊，而且他睡过的印度女人也**超过了为了证明自己对文学圈的有力掌控所必需的数字。 当然，我是在散播二手消息：我不认识他，也不是那几百名受邀参加他在德里举办的有关土耳其圣城卫兵的重要研究发布会的人的一个；事实上，我当时甚至还不是作家；但我读过他的两本书，觉得他配得上他所获得的成功，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和其他人一样难过。但问题是我无处倾吐我的悲伤。所有相关的人都去了他的朗读会。 那次活动是怎么样的？德里的朗读会，尤其是知名作家的朗读会，都是官僚事件——官僚主义是我们首都推崇的表达方式——透纳的朗读会遵循了这种安排，我在这里复述一下交给五十多位与会者的会议流程。 1.由君王**总监米妮·辛格介绍名誉司仪斯利马蒂·莱拉·巴特。 2.名誉司仪斯利马蒂·莱拉·巴特进行介绍发言。 3.卡皮尔·苏里先生进行介绍发言。 4.杰弗里·透纳先生演讲和朗读。 5.观众提问。 6.杰弗里·透纳先生总结陈词。 7.苏哈塔·梅拉女士总结陈词。 8.德什巴克·索尼先生致谢。 活动进行到第二项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后悔来参加这个乏味谄媚的活动了；等第三项开始时，大部分人都死了。 听说爆炸的消息时，我正像往常一样待在康诺特广场的帕特尼克父子书店里。帕特尼克先生走过来对我说：“我有一个请求，我今天得早点关店。” “现在还不到五点半啊，先生！能再给我一分钟吗？” 我是从我父亲的肥皂制造公司逃班出来的，不想回去干活。 “君王**刚刚发生爆炸，我儿子应该在那里。”他解释了情况，“透纳常来我们店里，他是个很好的学者。” 我说：“我读过他的书。”我是站在帕特尼克父子书店里看完那本书的，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我没有再说下去。“他还活着吗？”我问，“有人受伤吗？” 他说：“我还不清楚情况。或许没事，我只是听说那里发生了爆炸。目前星空电视台还没有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妻子在关注新闻。” 我说：“该死的恐怖分子。”又接着说，“希望你的儿子没事。” 我**次看到这个男人茫然无措：尽管书店里又闷又热，仿佛假装成书店的垃圾批发店，他却没有出汗。他太担忧了以至于忘记如何流汗。我离开书店，回到太阳底下，已经下午五点半了，依然阳光耀眼，我走到外面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拿着一本平装书。我不想告诉你们书名；我感到说出来会有损我作为叙述者的可信度；人们已经不再喜欢这种巧合，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被脸书、电视或者新闻缠绕得那么紧，那么环环相扣，错综杂乱，如果再混以抽象的巧合，只会把现实的边界推往反常的地步。 但是如果我说*初正是这个巧合使我进一步身陷这个故事呢？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本我从书店救出来的书是《曼托的疯狂》——作者伊斯梅尔·贝格是君王**爆炸案中**幸存的作家呢？ 我差点想要回去把书还给帕特尼克先生，但我意识到对于一个或许刚刚失去儿子的人来说，这个举动太无礼了。 1997年，南德里的乌帕剧院在《边境战争》的首映式上起火，剧院出口莫名其妙堵住了，大部分上层**观众死于窒息和逃窜中的踩踏，而投影仪依旧在屏幕上投射出细沙般的电影画面。相似的情形在2000年的君王**再度发生，尽管这一次爆炸之前有一场没有造成危害的混淆。 有两个炸弹，一个是诱饵，一个是真的。 诱饵炸弹被放在大厅后面，嘶嘶响了很久，冒出一股刺鼻的烟雾以后就灭了。很多观众以为是设备走火——是协助我们生活的电线**流出的滚滚电子岩浆，只有坐在偏远角落里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被轻柔的火花伤到了。 透纳在台上说：“没事的。像是电子故障。但我们或许还是都从台上下来比较好？**一些。走吧。” 但两个年轻男子先跑去帮助流血的教授，教授摔倒在走廊里，呻吟着，一只手捂着左眼，白发上血迹斑斑。其他人开始拎起自己的包，站成几排，能感觉到他们因为得以离开这里而松了一口气。这时候真正的炸弹爆炸了。 炸弹二十英尺半径内的所有人都立刻死了，死于热浪以及爆炸范围里燃烧的塑料椅子的重击。屋顶震碎了，垂落下来的钢筋水泥暴露在外；一根裂开的水管朝底下死去的男人女人喷水。 剩下的观众，断手断脚，缓缓爬行，在身后留下一道道血迹，好不容易来到出口，发现出口被堵住了，于是窒息而死。 炸弹总能用*少的材料造成*大的破坏。它们无法达到地震的悲剧程度——无法让河水倒流或者把地下的土壤挤压成山脉——但它们能燃烧道路，撕开楼房的混凝土外墙，瞬间剥光灌木和树的叶子，把车变成印象派艺术作品；炸弹在万物中发现可能性，它们像是艺术家，出色的即兴表演家，但它们会无意间杀死人，你们问，难道不是炸弹所蕴含的一种奇怪诗意杀死了艺术家？ 不是。 之后，据说剧院里的座位看起来像是一园子烧焦的仙人掌，炸弹如此灼热和暴躁。 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一个是君王**的工作人员，他蹲坐在*后面，命中注定失去了两条腿；还有一个就是伊斯梅尔·贝格，他正好出去接电话，侥幸逃脱。 想到整整一代文化人在**里被摧毁，不由令人感到震惊，但这正是发生在2000年4月26日的事情。所有人都死了：小说家（9人），评论家（7人），记者（6人），诗人（1人——诗歌已经死了），戏剧作者（1人），历史学家（4人），学者（3人），编辑（4人）。这就像是一场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但没有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先兆，让那些更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可以有时间逃去美国，或者在死之前疯狂工作。这场突发的天才洗劫导致的结果是，到了2005年，当印度突然感觉自己成为了世界强国，拿得出手的却只有像我这样的二流作家或者像萨尔曼·拉什迪a这样已经确立了神坛地位的作家。而初露头角的作家，一个一个的都无足轻重，缺乏经验，充满戏剧性和身为印度人的自我觉知，他们在文学圈出版一本书以后便无影无踪。 而原本应该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2000年在德里相对籍籍无名辛勤写作的男男女女，应该以他们的作品得到全世界对印度的关注作为奖励。经过几年的筹备以后，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通过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本书——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本土的、出色的、别具风格的民族文化，而不是那种起源于西方的，也不是去迎合西方或者依靠西方的赞扬和认可的文化。 “你太悲观了，”朋友们告诉我，“每个人都为西方出卖自己。” 或者：“爆炸事件给幸存者带来巨大压力，他们会写得比原来更好。” 我同意，身为幸存者群体的一员是一种浪漫；但是幸存者群体难道不应该是在出于智慧的力量而活下来的前提下才值得赞扬吗，而不是因为没能取得一张名额有限的德里文学活动邀请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