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主要涉及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两方面的研究。作者治学的**思想是，在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的研究中，编联复原是仅次于文字释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者只有在正确的文本编联和复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准确诠释其内容和思想。基于此，本书对《管子》《文子》等传世文献的编联考证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对于深化先秦诸子和出土简帛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文子》是一部重要的道家典籍，但自柳宗元后，却长期被公认是东汉以后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河北定州汉墓发现竹简《文子》，伪书之说似不攻自破。但考古人员复原竹简文字之后，发现其与今本差异极大，反而证实了传世《文子》之伪。本书进一步论证了今本《文子》的伪书身份及其与古本内容的差异。 ——编者按 今本《文子》對古本内容的捨棄 竹簡釋文公布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衹有三分之一的簡文可在今本中找到九章對應文字，却另有近三分之二的簡文找不到根據。李學勤對此現象的解釋是：“既然它們在今傳本裏集中于一篇，很可能本係連續，所以過去爲竄改者所得，��天又在漢墓中保存下來。”迄今所有學者都持類似的看法，如胡文輝説：“原始《文子》在流傳中散佚，衹剩下很短的殘篇(一千多字)，求全的後人不滿足于那個可憐的殘篇，便根據《淮南子》這部以道家爲宗的大書斷章取義，另編撰出一部新的《文子》，并糅合進那個殘篇，這就是今本《文子》了。”葛剛岩精闢地指出，今本九章“幾乎涵蓋了簡本《文子》所提及的全部内容”，“絶非原本《文子》單獨某一篇的内容，應該是幾篇或全書内容的匯雜”。由此推衍，本應得出今本編者見過簡本或原本全書的結論。令人奇怪的是，他却又依據時賢的各種推測，拼湊出一個原本殘損，以及班固以後、張湛之前兩次“整理補充”的詳細過程，且説今本九章“乃《文子》**次整理時彙集原本《文子》殘卷中保存較爲完整的段落而成”。這就與其他時賢之説没有多大差别了。 在復原了竹簡本之後，我們認爲上述這些貌似合情合理的推測并不合乎事實。因爲從上文所列竹簡本篇章結構表，就可以一眼看出兩個問題： 一是與今本九章對應的竹簡本十三章，在全書中比較均衡地分散在三卷八篇之中，而并非連續在一起。今本編者恰恰衹得到這三分之一“保存較爲完整的段落”，其餘三分之二篇章正好全都遺失，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今本編者應該見過原本全書，之所以僅僅抄出十三章且合并成九章，并非因其餘二十三章已經遺失而不得已采取的做法，而是刻意取捨的結果。 二是這十三章的排列位置顯得極有規律，從上列篇章結構表可以看出，横着看第二行《經》篇全部五章，豎着看第三列九篇首章中的八章，都在今本中有對應文字。由此可以推測，今本的取捨并非隨意或偶然的，而具有兩個基本標準：**，《經》篇各章全取，這一點不難理解，即它作爲全書總綱，各章内容都很重要。第二，其他篇主要取各自的首章，這一點需要分析篇内各章之間的關係來做説明。出于這兩個標準之外的有兩章：未取《聞道》篇首章，而取了《用兵》篇第三章。前者當因取自《經》篇的論道文字已多，而《聞道》空談道之重要，毋須再取。後者則很可能反映了今本編者的學派取向，值得深論。 先談爲何主要選取各篇首章。正如上文所説，竹簡本篇章結構嚴整。事實上，與《經》篇和其他八篇的關係類似，在各篇内部，其首章亦占據特殊地位，兼具導言和總綱的作用，其下各章爲其續論或分論，甚至就是對首章關鍵字句或命題的進一步闡釋。 如《聖知》篇首章説“聖者聞禍福所生而知擇道，知者見禍福成形而知擇行”，次章接着專論“禍福”，第三章論禍福之大者“死生”，第四章所論“王知”則指治國智慧，末章論述“致功之道”。全篇主旨在于總結“禍福得失”“行成敗功”的歷史經驗教訓，達到“聖知”“王知”，按“致功之道”行事，這些實際都隱含在首章那兩句話中。 再如《爲政》篇首章提出“御之以道，養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四條治國原則；次章主張“[以民]爲本”，實即提出“御之以道”的根本方針；第三、四章認爲富國必先富民，信立方能威行，這是恩威并施的兩種治國路徑，都是由“養之以德”生發出來的；第五章使民“無争心”，實質是要求君主“勿視以賢”；第六章讓天子“不敢”，更明顯是“勿加以力”的另一種説法。可見，後面五章都是緊緊圍繞首章的四條治國原則而展開論述的。 又如《人主》篇首章認爲“人主”是民衆的表率，可以“化久亂之民”，使“淳德復生”，能夠“積德成王”。以下兩章分别論述如何“教化”民衆，如何“積碩生淳德”，更明顯是從首章生發出來的分論。這三章，《人主》言教化的主體，《教化》言教化的做法，《淳德》言教化的目標，是一個完整的三合一結構。 正因爲竹簡本《經》篇及其他各篇的首章具有全書或全篇總綱的特徵，所以今本編者主要選取這些篇章重新組合成《道德》篇。它們的内容如此豐富，以致給人留下“幾乎涵蓋了簡本《文子》所提及的全部内容”的感覺，這也説明其取捨十分妥善。反過來説，其他篇章具有分論的特徵，居于從屬的地位，甚至部分基本思想在所取各章中已有所表述，這是今本捨棄其餘二十三章的主要原因。 再談爲何選取《王天下》章。今本第十一章是**既非抄自竹簡本《經》篇，又不是抄自某篇首章的，而對應于《用兵》篇第三章《王天下》。這顯然是由于“王天下”是“致功”的終極目標，必須保留。另外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從今本來看，本章的核心論述主要是暗引《老子》文句的，殘簡中對應文字很少，應該是爛脱所致。竹簡本不但應該有這些文句，且爲全書中暗引《老子》*多的章之一。有理由推測，編者破例選取這一章，正是取决于其道家立場和視角。 《文子》是一部道家著作，兼融許多儒家思想，這從今本對應九章就可以明顯看出。然而，竹簡本的儒家氣息更爲濃厚，有些今本捨棄的章，甚至更近于儒家一些，如《師徒之道》《義兵》《以人爲本》《富國》《用仁》《用義》《教化》《淳德》等章。以《教化》章爲例，雖闕文甚多，但其主張“以教化之”(2310簡)，將“不化”的責任歸諸“人[主]”(0570簡)，以爲“刑罰不足”用(2243簡)，要求人主以自身爲表率，先教後刑，思想十分清晰明確。在今存東漢以前的文獻中，有類似説法的都是儒家著作，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上博簡《仲弓》、《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始誅》、《禮記·緇衣》、《韓詩外傳》(卷三)、《説苑》(卷七)等，而且大都是用孔子的口吻説的。竹簡本確有暗引孔子之言的，如0818簡“令遠者來，令[近者悦]”。據《論語·子路》，“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這是孔子*基本的治國理念之一。所以《教化》章殘闕的文字亦有可能接近諸書所記孔子之言，全章體現的純粹是儒家思想。由此推測，今本編者捨棄這些章，確實有着更深層次的根本原因。竹簡《文子》以老子思想爲本位，兼融孔子思想，但還没有像黄老道家、雜家那樣吸取墨、名、法、陰陽等家思想。東漢以後道家學者在明明看到全書的情况下，却衹選取其中的主要篇章，捨棄其餘二十三章，而另外從《淮南子》等書中抄録材料，僞造出今本《文子》，其實包含了兩點思想上的意圖：一是嫌其太近儒家，故大量删除這類文字，以使道家思想更占主體地位；二是嫌其過于樸素，故大量增竄黄老道家的論述，以使其内容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 *後，今本編者經過取捨分合，將原書的十三章編爲九章，或許是有意使其章數與古本全書九篇的數目相同。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可以作爲今本捨棄其餘二十三章的又一個潛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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