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全球化进程,国际传播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在中国,国际传播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为传媒学界、业界、政界等各界人士及广大公众所广泛关注、学习和参考。
知识的生成、累积和扩散既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同时又受到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及物质技术等诸多经验因素的影响。国际传播学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兴起,除了学科自身衍生、拓展的内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和平崛起的当代中国(同时作为世界上*大的发展中**)自身就为国际传播学的知识增长和学科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独特的传播实践资源。
从学科建制上讲,国际传播学源于西方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源起于美国。但国际传播学一经引入中国,便开启了学科本土化即中国化的征程。迄今为止,在国内出版的国际传播学著述(包括教材),一方面不能不持续不断地参照和采用西方的理论,另一方面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当代中国的涉外媒体活动、国际新闻实践和对外交流行为给予特别的观照,从而使国际传播研究不同程度地带有了某种中国特色?D?D?D“中国视角”“中国取向”或“中国立场”。
当然,如果把学科本土化确立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旨趣,那么,国际传播学的中国本土化历程远未完成。因为,要把西方的、异域的国际传播研究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转换为中国的、本土的国际传播研究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或者说,要以“自我”为本位,调整和改造“他者”既定的国际传播研究视角、框架,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中关键在于在不断扩展国际学术视野的同时,始终保持知识生产和思想发明的中国主体性或自主性学术立场。这是一个从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到中国的国际传播学的知识转化过程。在国际传播研究和国际传播学(知识体系)不断克服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而追求国际化的进程中,对作为社会科学学术后发**的中国来说,这一国际传播知识的中国化、本土化过程是一个必经阶段。
在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上,除了民族**主体性(自主性)要求,还有一个学科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问题。在知识渗透、交叉和融合趋势不断加强,传播学“泛化”现象日益凸显的学术生态环境下,国际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哪里?其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何以体现?如果国际传播学缺乏某种特定的基本理论预设和一套独有(“独我”“本己”)的概念、范畴体系,那么,它就只能作为一个“知识版图”勘界不清的传播学分支研究领域而存在。这样,它就丧失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品质与资格,也就没法实现从国际传播研究到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化提升。
显然,从事国际传播研究所要解决的“元问题”不止这两个,但它们确实是两个*基本的问题。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只有持守这种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学术主体性(自主性)意识,并确立起相应的学术目标,才能构建起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学知识体系。自身有了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国际传播学才能参与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讨论中,贡献出自己的学术资源,同时又为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符号竞争和信息博弈提供理论参照和学理支持。
国际传播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应用即实践价值,是因为传播作为技术、资本、政治和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种人类行为或活动,其实质是关系?D?D在信息传播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地区和民族**间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等关系因信息跨国界传播而不断更改和重新界定。如果把关系调整看作权力的实现方式,而信息传播的本质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建构,进而实现对权力的生产、驱动和配置,那么,国际传播就在于国际关系即国际体系中权力关系的构建,它形塑着各种各样的国际等级秩序,决定着不同实力和身份的民族**在国际体系中相应的节点位置。于是,通过国际传播的象征力量来塑造**的国际主体性身份(即**形象)成为每一个**必然的国际战略选择,对国际传播的重视和研究自然也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国际传播》一书力求秉持学术学科和民族**主体性(自主性)原则。它在全景式地呈现国际传播学知识版图和谱系的基础上,其知识表达更多地观照到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从而凸显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国际传播学的双重品性?D?D科学性(理性执守、客观中立)与公共性(公共关怀、公义担当)。
为便于知识的传授和普及,本书基本上遵循教材的编写体例,把知识取向和层次定位于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本科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生。
自2013年推出《国际传播》第1版以来,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变,国际传播领域也出现了高度媒介化、社会化和人本化与物本化、虚(拟)化与实(物)化或物质化双重变奏等发展趋势。顺应时势,本书修订后再版。这次再版,主要是在原来的框架和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现实和学术层面的新发展做了进一步充实和修改,其中包括: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