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发生历史巨变的30年。1978年到2008年,其间波澜壮阔,一滴水可见太阳的光辉。独立诠释与前瞻中国改革并放进程中20个当之无愧的“**”,其载浮载沉的经典事件与其中的标志性人物,是中国改革开放每一个“关键转折”中的里程碑,让受众看到里程碑来解读历史,让历史活灵活现。本书独辟蹊径,对“20个**”的发源地全面回访。悠悠看源头,辅以“源头背景”、“源头链接”;娓娓忆沧桑,呈现“源头延伸”和“文骐看源头”。内容**,忠实记事写人;视角独到,令人掩卷遐思。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中国**个“包产到户”村——小岗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十八村民铸就里程碑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岗村是一个很小而又相当偏僻的村落。它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东南约20千米处的一个海拔约50米、略有起伏的岗地上,因地貌起伏不大,故称为“小岗”。作为稻麦两熟的农业产区,它包括两个村民组:小岗村民组和大严村民组(2008年又有调整,见下文描述)。小岗村在1978年12月实行包干到户时,称“小岗生产队”,相当于**小岗村中的小岗村民组。1993年3月正式建��“村”一级行政区划。
在1978年前,小岗村原属于凤阳县板桥区梨园公社,在取消公社牌子恢复乡的时候,自然仍属于梨园乡。由于小岗村的位置在梨园和小溪河镇之间,加之小溪河的发展相对较好,或许出于加快小岗村致富发展步伐的目的,小岗村后来又被划入了小溪河镇。小溪河镇是一个交通相对较便利的农村集镇,从县城到小岗,就需要经过这里。随着近几年乡村道路的改善和畅通,目前小岗村的很多年轻人,自购了摩托车,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小溪河镇和小岗村之间。
“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于已经解决温饱的老辈农民来讲,饥饿还深深地沉淀在他们的记忆中。
1977年,小岗村遭受了特大灾荒。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那时30多岁,那些年就没吃过饱饭,当上队长也没让村里人吃过饱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找老头儿们讨论,怎么能吃上饭。”1978年担任生产队长的严俊昌说。
确切地讲,小岗人并不享有“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专利发明权。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出现过,但它一经浮出水面即遭否定。但是,农民要求发展生产、要求吃饱肚子的生存之火却是任何人也熄灭不了的。血气方刚的严俊昌从老辈农民的脑子里挖出了这个办法。
小岗村里主要为严、关两姓。而严姓则早于关姓定居于此。
1978年秋,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党委对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会计。
此时有谁料到,一曲以中国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大包干歌》,首先从这3位农民口中唱起。
严俊昌,1940年2月18日出生。父亲严家齐生三男两女,严俊昌排行第三。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兄弟。入**社前后,曾在小学读了几年书,“大跃进”时中断学习,返乡务农。自1962年,**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今年当队长,明年当社员,多次变换“角色”。
严立学,1941年2月4日出生。父亲严国昌生两男一女,严立学排行第二。1957年到凤阳县临淮中学读书。在学校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1960年下半年转至嘉山县(今称明光市)管店林场半工半读,后仍想重返原校读书,被临淮中学拒收而失学。1961年春,严立学返乡不久,任小岗、大严、小严三个生产队的会计,1964年任小岗生产队队长。在以后的10多年中,一直是小岗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
严宏昌,1949年10月出生。父亲严家太生四男三女,严宏昌排行老大。1956年以后,严宏昌开始读书,随着家境时好时坏,他断断续续地读书,于1969年读高一时被迫失学。1970年,严宏昌刚开始参加队里劳动时仅被评为每天7分工,加上队里人际关系紧张,收入少,便于1971年底开始每天向生产队上交一定费用后外出打工。先是在石门山火车站抬土方,劳动中认真学习、钻研技术,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并学会了绘图,然后自己当上了小包工头,先后在管店、临淮、蚌埠铁路工程上劳动。他还先后在凤阳矿管局、法院、硅厂等工地承接小工程。1979年秋,正当他承接县城轧花厂工程时,被梨园公社干部召回,接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之职。
1978年秋收后,这个拥有20户、115人的小岗生产队,在秋种时被公社分为两个作业组,实行“包干到组”。麦子刚种齐,两个组的内部就“捣”了起来。队长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书记张明楼,要求把作业组划小一点。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就破例地同意将小岗队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好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原因是:组越小,每个社员在记工、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明显、更直接。过去队里是社员之间“捣”,现在小组内则是兄弟、妯娌们之间“闹”,队干部整天忙于调解4个小组的吵闹纠缠。
10多天后,3位队干部觉得没脸面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在严学昌家开会,偷偷地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其、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上面8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然而,自打**社以来的20多年中,小岗人长期贫穷饥饿,各自顾命,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成天高喊的“**斗争”口号,使得“根连枝结、唇齿相依”的邻里之间变成了“势不两立”。所以,即使分成8个组的小岗,还是“捣”。
面对如此僵局和群众的要求,小岗生产队的3位领导为难了。因为他们连自己组的矛盾都无法解决。
副队长严宏昌年轻好胜,常年在外包工,世面见得多,消息来得快。他深知,还像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小岗生产队根本没有希望。如今政策比前几年“松动”了,应该多动动脑筋才是。
1978年11月的**晚上,严宏昌来到村中年岁*长的关庭珠家,请教他如何才能把生产搞好。关庭珠说:“1962年搞的‘责任田’很管用,要想不吵不闹,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就怕政府不准干。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
严宏昌与他小哥严俊昌、会计严立学碰头,不料他俩也分别询问过其他老农,也是提出一家一户地干。三个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宏昌对俊昌说:“俺小哥,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于是,3位队干部三言两语就拍板了。
1978年12月16日晚上,这个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全队115人中没有一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永载中国历史、永载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会议。除严国昌、关友德出走外,其余18户全部集中在社员严立华家中。
首先,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千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的给**,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同意捺手印。”大家齐声说。
严家芝在一旁插话:“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一片沉默。
严家齐打破了沉默:“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又是一片赞同声。
紧接着,大家赌咒发誓,他们把这几条写在一张学生作业本的纸上,形成了一份类似生死协定的“契约”。昏黄的灯光下,18位农民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户在外讨饭未归)神情严峻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了一个个鲜红手印。
只见“契约”上写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在”应为“再”。笔者注)向**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份“契约”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18人是: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关友江、关友申、严家齐、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友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付、严美昌、严金昌。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正是这次“秘密会议”,正是这18位贫苦农民的“赌咒发誓”,正是这“十八颗红手印”,谱写了永载凤阳历史、中国历史,并与《凤阳歌》齐名的又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名曲——《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在自己秘密承包的土地上干活,*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
小岗生产队社员能够坐到一起,讨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并且*终还能达成一个协定。这一行动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农民知道而且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第二,农民所作出的选择,*能反映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样也可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是解决自己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既然他们还能协商和合作,说明生产队在生产方面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农民自身的主观愿望,而是因为生产队无法满足社员合作的条件,或缺少促进生产的因素。
小岗人曾经为自己算过一笔账,自从进入人民公社以后,10年内粮食总产量仅仅是1955年产量的12%,20年内,也就是到1978年,粮食产量累计仅仅为1955年的2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小岗生产队社员捺了手印,分了地,开始在自己秘密承包的那份土地上干活时,*先发现的是邻队的社员。当时,全县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以作业组为劳动生产单位。而唯独小岗生产队干活是一家一户,而且上工特别早,下工特别迟,干活特别出力,庄稼也种得特别好。比起前几年小岗人出了名的“懒惰”,这一巨变,说明小岗生产队已经偷偷地将地分到户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公社。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中共凤阳县委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大会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下达的[1979]4号文件(文件内容包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同时,准备全面推广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然而在会议上,各区社书记大多数要求实行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即“包干到组”)。县委认为,“大包干”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这种生产责任制与**4号文件中关于“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相抵触,因此不敢擅自决定。巧的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赴合肥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路过凤阳,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凤阳县要求实行“大包干”的意见,王郁昭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到省里向万里汇报。
省委书记万里说:“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77年6月22日,中共**任命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全面主持安徽工作。万里上任后,亲自深入包括凤阳在内的安徽广大农村,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掌握**手材料。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并于1977年11月20日以省委文件的形式向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进行了传达。
“省委六条”的规定,与当时**大张旗鼓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许多具体作法是相违背的。但它却受到包括小岗社员在内的全省农民的欢迎。
1978年1月19日,省委**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响起,在这种形势下,陈庭元把马湖公社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返回合肥后,于6月23日派省农委勘主任等3人来凤阳帮助总结大包干到组生产责任制。他们在滁县地委、凤阳县委诸多同志的协助下,以凤阳县委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题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这篇报告略加删减,并改名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在8月8日的《安徽H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凤阳大包干的正式肯定并在全省椎广。从此,全国新闻界的记者们、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文艺界的作家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凤阳,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凤阳大包干名声大振。
1978年10月初,万里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农业上需要解决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1983年3月“内部材料”第1~11页、114~146页)。在这份材料中,有关劳动计酬问题,便把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以产计工”作为**成功的例子,上报给党**。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吸收了万里上报材料的意见。《决定(草案)》中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凤阳县马湖公社所实行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终于得到了**的同意。
1979年1月5日,省委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当他听到实行“大包干”干部怕错,群众怕变时指出:“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79年2月6日,万里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主张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万里指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万里视察小岗,是永载小岗历史的一件大事。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万里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公社,传遍了板桥区,传遍了凤阳各地。每当区社干部制止和纠正包干到户时,社员们都说:“万里都批准我们可以学习小岗,你们为什么不同意?”群众运用万里的讲话,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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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个**”中找寻印记(《源头沧桑》后记)

由《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辑王佳宁同志担任总策划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丛书,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兼具原创性、学术性和史料性。丛书从《源头沧桑》对改革开放的20个发源地的全面回访,进而诠释意义,前瞻走向,及至《抚脉历程》,全景再现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本书为其中的《源头沧桑》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