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制度下,**机器要保持正常运转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个是政令畅通,就是将朝廷的政令、皇帝圣旨迅速地、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第二个是举国“听一”,“听一”,就是听*高当局的。要做到政令畅通,���必须有畅通的渠道;要举国“听一”,就必须有令举国“听一”的手段,刊行官报就是迅速传达政令的一条很好的渠道,也就是宣达皇权、统一行动*好的手段。报刊,本来是一种大众传媒,但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其主要功能成了政府、政党发号施令的喉舌,成了政府和政党的“喉舌媒介”。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的主流媒介均为“喉舌媒介”,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新闻史上,没有哪一种理论比“耳目喉舌”论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长久。
“耳目喉舌”论从它正式问世之日至今有110多年的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耳目喉舌”论前后经过了四次演变。
在中国新闻史上,*早明确提出“耳目喉舌”论的是梁启超先生。1896年,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道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忧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功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梁启超从“有益于国事”的高度立论,对“喉舌媒介”作了全面论述:在功能上,既强调“耳目”作用,又强调“喉舌”作用;在所属上,既强调属于国君,又强调属于臣民;在传播方向上,既强调纵向的通上下之情,又强调横向的通中外之故。梁启超希望通过“喉舌媒介”实现“去塞求通”,使内外交流、上下了解,达至和谐、统一的境地。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亲自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因此他的“耳目喉舌”论增加了新的内涵。1901年12月,梁启超在《本馆**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说:“报馆者,国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此时,他的“喉舌媒介’’是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出发点的,所以,作为“喉舌”的媒介是属于“**”的,是一个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的社会系统。 拜读了吴廷俊教授《中国新闻史新修》一书,眼前一亮,觉得这是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有关的同类专著中的佳构,是一部从史实出发,不落窠臼,言所欲言,充满了新意的好书。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正规地说来,是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开始的。中经几个阶段,到20世纪的80年代,进入了它的繁荣期。从那时到现在,据有关专家统计,以“中国新闻事业史”或类似的文字命名的专著和教材,已不下60种。早出的几部,处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还能使人耳目一新,觉得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那一时代的写法毕竟两样。但后续出版的,在形式和内容上逐渐趋同,使读者难有新鲜感。
吴廷俊教授的这部新著不一样。它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是框架新。它把一部中国新闻史分成“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共和国时代”三个大的板块,分别用形象化的语言“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作标题,以为区隔。其中的“帝国晚期”部分,以回溯的方式追记了“集权制度下的古代报纸”,即把古代报纸历史的那一部分也囊括在内。这种大的区分格局,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按古代近代史、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写新闻事业史的模式,既符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实际,又颇具匠心,颇有新意。
其次是体例新。例如古代的部分,不是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写,而是按“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和“合法民报”三种类型,分别开来,综合起来写。这是纵的方面。横的方面,则每章必设专节,以“本章概要”打头,以“本章简论”作结,以便于读者省览。其中,后一部分的内容,有点像《史记》中的“太史公日”和《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沿用的其实是中国史家的传统,因为此前未被重视,使读者反而有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