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全集”（《山洪》《短篇小说卷》《诗歌散文卷》《宋元文学史稿》《古代文学评论卷》《现代文学评论卷》《书信日记序跋卷》）全面反映了**作家吴组缃创作成果，涵盖了小说、散文、文学史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评论等众多领域。全集收录的多幅照片和书信影印件弥足珍贵，能够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吴组缃的创作成就与精神境界。

与增田涉的信 一 增田涉先生： 顷接由生活书店转来大书。你的好意、你的热忱叫我感激。你的中国文字写得不十分好，但信中意思我是完全了解的。综括你的意思不外下列诸点。 一、《樊家铺》表现得很好，但很有些散漫的部分。《柴》则表现得很真挚。你鼓励我向实际人生中彻底追究。 二、一般说来，描写方面很有本事，但全篇的机构及主题（motif)的表现是往往失败的。 三、没幽默，是一个缺憾。 你的意思不外这三点，对不对？谢谢你，你一拳头刚刚打到我的痛处，你说得一点不错！ 我有两件事告诉你：一、我是个内地乡下人。二、我正在练习着写文学，正经要做文学家此时还谈不上。 我缺少幽默，就因为我是个乡下人的缘故。幽默是现代都市里的人的脾气。都市里的人大般是现世享乐的，他不肯正面去认识严肃的人生，凡事以一个笑话了之。然而乡下人不是这样的。乡下人万事认真，规规矩矩地做人，好好地找饭吃。……他的实际生活不许他躲避这些严肃的事。因此他幽默不起来。我也曾在都市中生活过十多年，但这十多年我看见的、听见的，全是我们民族、我们社会**严肃的事。对于这种种大事，我仍是以一个乡下人的认真态度去体味去了解的。——我绝不能当成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去告诉人家的。当我满腹愤怒、满腔血泪的时候，你要我说笑话，恕我说不出来，我没有那种涵养的功夫！这是乡下人的一点傻气。 幽默的背面是悲观，是消极。贵国的文学往往有点轻微的幽默。贵国是**喜欢自己剖肚子，自己投海自杀的民族。俄国人不会幽默，俄国人干出光明人道的世界来。——契诃夫（Chekoff)有点幽默，契诃夫是死灰色的。 这时候的中国人要严肃，应当正面迎上去，认识他的境遇。——你们也不应当躲避，不应当以幽默了之。 至于第二点，即我的作品的机构与主题表现之失败。那是自己写得太少，功夫不到家的缘故。我要慢慢地弄它。谢谢你的指示。 此外还有一层。中国的出版界眼前很不自由，一篇文章往往要经过多次删检，才能登载出来。说话不能自由，自然也是我失败的一个原因。 我很荣幸有一个像你的朋友。有暇望通信。 1935年 二 增田涉先生： 谢谢你的第二封信。关于幽默的问题，你和我的争执原来是不必需的。我读过你这封信以后，我知道你的意见和我的完全相同。我们的争执只是名词的误会引起的。我误会你说的“幽默”是指那一种仅仅博人轻快的一笑的文学，我所以说“幽默的背后是悲观”，又说“在此时我说不出笑话来”。所谓笑话，所谓悲观的背面，都是指那种博人一笑的趣味文学而言，而我所反对的也只是这一种。至于冷嘲热讽的文学，那只是手法的不同，其本质是积极的、严肃的。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有时自己也学着用这个技巧。我们平常的习惯，叫前一种为“幽默”，后一种则称为“讽刺”。因为你**封信说我缺乏“幽默”为憾，我当你说我的作品里没有笑话的趣味，因之才有上一封复信。 我写的东西很少，但“讽刺”(侧面的技术）的手法有时也常用的。先生读到的我的作品比较少一点，因之以为我的文章只会正面地写，未免太老实，是不是？ 你两次的信都很使我感谢。有空望多多指教。 1935年 书信日记序跋卷·与胡风的信 与胡风的信 胡风先生： 忽然接到您的信，十分欣感。 我上次到武汉只住了两三天，即赴江西和皖南一带，东奔西走了一个多月。这次到武汉，遂不过两个星期。 《七月》我看到过一两期，觉得是目前*好的文艺刊物。这不止我一人如此想，许多熟识的朋友也都对它有极好的批评。 我极想写稿子，可是所见的现象大半是属于不好的一方面，写出来，恐于抗战无补，反倒使人看了丧气，因为许多事都已过去，不忍再抠那些伤疤了。 我现在弄了一大把“公事”在身上，正想在两星期内赶完。同时也静一静脑筋，想想看。不久我可以写稿子给您的。 您搬完了之后，祈将住址见告，我去找您谈谈。您来也可以，不过请您先约个时间，这里电话是42385。 弟组襄 一月廿三日此信写于1938年。本书信件落款时间与原件保持一致，未进行格式统一。 ——编者 胡风先生： 昨天晚上你来电话，适弟已睡。今晨拟如约去汉润里会谈，又以临时有事羁绊未来。至为歉怅。 汉润里四十二号，能找到兄否？*好望能将新迁住址见告，以便走访。弟之行动往往不自由，约定时间常生阻碍，若得知兄之固定住址，即较方便也。 兄如致函与弟，可就近交汉润里九号三楼时事类编辑所宣谛之先生转交，较为便捷。弟拟于二月一号下午三时赴汉润里来访。如能碰到，就好了。 此致 编安 弟吴组襄 废历除夕即1938年1月30日。 ——编者 胡风兄： 整两年没见到您了，常常怀念您。听说您*近到京，极想找您谈谈，苦不知尊寓何所，除托人打听外，先投此信托艾青同志转交，盼能得到您的回信，以便走访。余容面叙，藉致敬礼！ 组缃敬上 十月十日此信应写于1949年。 ——编者 书信日记序跋卷·与余冠英的信 与余冠英的信 冠英兄： 去秋得手书，嘱为《国文月刊》撰文介绍抗战来的好作品，剧本、诗歌、小说各五篇。当我接到你的信的时候，对于你给我的题目，几乎可说一无所知。因为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一直忙着他项工作，很少读到文艺的书报。新诗方面，我只记得《七月》上有一首艾青先生的长诗《向太阳》，留给我很好的印象。这首诗有饱满的情绪，写出了一种很深很厚很有分量的感情。小说，我只记得《文艺阵地》上有一篇姚雪垠先生的短篇《差半车麦秸》,主人翁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游击战士，作者写出他的英勇的一面，也写出他的弱点:在这篇小说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而具体的英雄——所谓真实的，即不是那种出于幻想的、近乎神的；所谓具体的，即不是那种概念抽象的、没有血肉的。当时对于抗战以来的作品，我只有这一点点印象，此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我接到你的信之后，才开始留意。这半年多的时光，我陆续积存了十多本新出的杂志。原想本着您的意思写一篇像模像样的介绍文字送给您。可笑我不自量力，前天接到您的“*后通牒”，着手写稿，我想起来了，您给我的这题目，我其实不能胜任。客观的条件不够还在其次，主要的是我没有这份才能。我虽然爱读文艺创作，可是素来只凭直感的喜恶，心中既未必有什么准则，更缺乏分析研究的学养。我说好说坏，都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何况《国文月刊》的稿子总须着重语文方法一方面才能合用，这种文章学的讲究，我更何处插嘴？现在我是这样地办：您要什么货色，我全不管，只看我能拿出什么，就给您什么。此外还要声明，剧本的价值应该是在演出的上面，我看过很少的剧本，从未看过剧本的演出；新诗在我完全是“黑门”，读过之后，往往连直感的印象也没有。这两项作品我都不能举出。把您给我的题目加以这般地大折大扣之后，我愿意从手边所存的重庆出版的文艺杂志中举出四个短篇小说，在这里做一个简略的报告: 《秋收》艾芜作见《抗战文艺》第六卷**期（即49期） 《纺车复活的时候》艾芜作见《文学月报》**卷第五期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作见《抗战文艺》第六卷第四期（即52期） 《磁力》沙汀作见《抗战文艺》第七卷二、三期 (即54期） 若问我喜欢或是佩服什么样的小说，我可以回答：我喜欢《金瓶梅》《水浒》一类，不喜欢《今古奇观》或“三言二拍”一类；我喜欢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类，不喜欢司汤达、柯南道尔一类。这就是说，我看小说，喜欢看人物。我认为写小说的**就在写人物(他的人和他的生活)；为了表现人物，故用故事。那种专讲故事，没有写出人物的，我私心甚至不承认它是真正的小说。只要人物写得好，我就评量它是好小说。人物写得怎样才算好？答曰：一要具体，二要生动。必须具体而生动，而后才谈得上真实。必须真实，而后才谈得上深刻。愈能真实地深刻地写出了人物，那小说的价值就愈高。作者对于人生与社会的认识，于此始能表现之；作者所用的种种技巧，亦只为达成此一目的。 《秋收》是以后方军民之间的关系为题材。西南大后方的某村，住着一队疗养的伤兵。那时正在秋收时候。副官提出优待条件，劝令身体较好的兵士去帮助那些有壮丁被征发的人家收割谷子。兵士都愿意了，可是人民一方面对这番好意却不敢相信，中间经过一些周折，后来确切知道士兵毫无别意，才接受了士兵的帮助。在这个简单的情节中，作者描写一家姜姓人家婆媳——姜老太婆和姜大嫂——的处境和心理，描写她们同士兵关系的演变，因而并及于她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姜老太婆的大儿子，即姜大嫂的丈夫抽赴前线当兵去了，家里没有壮丁；姜老太婆的小儿子老么还是个未脱孩子气的少年，不能认真担负斤两；而姜大嫂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又要喂奶，又要烧饭，又要洗衣。这一家妇孺忙不了田里收割的事，却不肯接受士兵的帮忙。姜大嫂是个青年妇女，老觉得那些“挨冷炮子的，挨刀刀儿的”兵士对她不怀好意；姜老太婆则认为士兵嘴里说不要工钱，怕接受了他们的帮助之后，他们会背起枪杆来收更多的钱。因此她们一方面忙得焦头烂额，心急如火；一方面对士兵的帮忙割谷，却用种种不坦白的方法加以婉拒。到后来她们自己所遇的困难加甚(天要落雨了，孩子生病了)，同时又看见别人家已接受士兵的帮助，渐渐确切知道士兵此举是上头的命令，并无收钱的意思，而姜大嫂也明白了自己的丈夫在外边，正也是和这些士兵一模一样，她对士兵的恶感亦渐化除。如此一来，原先拒绝的，这时变作自动地去请求了。 此篇对于姜姓婆媳的描写，我认为完全成功。她们拙朴的性格，守旧的意识，自私与实利的观念，都表现得绝不浅泛；像姜老太婆和姜大嫂这样的妇女以及她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形态，在中国乡间内地到处都可见到。作者对于中国农民与农村社会苟无深刻之认识和了解，必不能塑出如此动人的典型。为便于写出情节的自然发展，作者取用了一种短段落的形式。全篇不到两万字，一共分作十八个小节，每节交代一个场面和一个发展的阶段。这结构颇像乡间正月里出的“龙灯”，短短的节段，彼此勾连，舞动起来极为灵活。 《纺车复活的时候》写的是农村久已没落的旧式手工业重复兴起的动态；这个，题目已经说明白了。背景仍是西南大后方。篇中以一位乡间少女玉荷为主人翁，写她如何因受同村友伴的激刺，而改变了平日趣味，不知不觉也热烈地从事纺纱工作的过程。作者写玉荷聪明骄傲要强逞能的性格十分深刻，写同村女友们蜂起努力于纺纱卖纱的情形十分饱满:即由于作者握住这内在的条件因素和外在环境空气的配合，故能将玉荷生活气味的演变表现得自然而真实。玉荷是个乡村少女的典型，我想凡有点乡间生活经验的人，对此主人翁的声音、笑貌、喜欢和烦恼，必觉得熟悉而亲切。 《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回龙镇关于兵役的一幕喜剧。新县长到任宣言严整兵役，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上密告，将本地一位土豪邢么吵吵的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捉进县城，就要送发省城了。邢么吵吵乃对联保主任大吵大骂，但是人已被抓走了，新县长处又似乎无可疏通，一点办法都没有。于是吵骂之不足，继以动武，正在打得皮破血流，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从城里来人传到了意外的消息，因经邢么吵吵的大哥(为全县有威望的耆宿)奔走设法，原来“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终于用了个巧妙的门道，把人“开革”出来了。作者把这个有趣的故事放在一家茶馆里排演出来。登场人物除了强横狠赖、满口野话的邢么吵吵和糊涂而富有的“软硬人”联保主任方治国而外，作者还塑出地方上几位重要角色的立像，联保主任的帮闲者黄毛牛肉、张三监爷、俞视学和一位科举时代*末一次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头目的陈新老爷。作者以极简洁的句子，*经济的手法，不但把两位主要人物写得从纸上活了起来，而且把其他次要人物以及地方上的种种风习和茶馆里的那种氛围也都描写得活龙活现，使读者如与面对，如置身呼吸其中。对话中所用口语无不恰合身份，挖出那本人的灵魂；其间插以短短的叙语，尤都是精熟地方习俗、参透了世情的警句。这真是典型的故事，典型的背景，典型的人物。无论在取材上，在描绘上，在结构上，无处不显出作者光辉的才力和识力。不只在抗战来的文艺中这是一篇超拔的作品，即在全个中国新文艺史上，可以相与伦比的作者亦不多见。不只会使中国的新文学读者为之耳目一新，即莫泊桑、柴霍甫、高尔基对之想来亦只有含笑点头。——我这不是随口乱道，实在是我个人诚心悦服的说话。 同一作者的《磁力》写青年袁小奇和他的亲密朋友黄俊为某种力量所吸引，一同退了学回家，想设法弄笔路费，高飞远走到某个遥远而危险的地方去。回到家里以后，他俩的计划破露，黄俊被他的父亲派人看管住了，而袁小奇家只有老母，境况贫寒，无处可以弄钱。小袁一筹莫展，对着孤苦可怜的寡母，看着当地死寂无生气的人物环境，苦闷非常。母亲则极力托人要为他在本镇谋一小学教员的位置，俾能母子厮守，安心度日。小袁不能接受这个，终于从黄俊处得到一笔偷来的钱物的帮助，偷偷出走了。但小袁的迷人的冥想和热烈的情怀毕竟没曾实现和满足，因为走到中途，他又被人留难下来。作者处理这个小故事，用了与上篇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对于篇中主人不甚着力于直接的描写，而多方铺叙围绕着主人的一些灰色的人物——他的母亲，小学教员小数点和张先生，副联保主任，黄俊的老仆以及由这些灰色人物和镇上一切人民所构成的灰色环境，以反衬青年主人不甘自堕，渴求着向上生活的热烈纯洁的心性。作者以一种沉静的笔调叙写母亲对儿子的盲目疼爱和儿子对母亲的精神的隔膜；叙写算术教员小数点的俗鄙可厌和肺病患者国文教员张先生的徒有热情而不能自拔于恋爱苦痛的黯然无光的性格与生活；叙写跛了一条腿的财政委员的儿子黄俊的纯洁灵魂和对于主人的崇高的友谊，无不从容自然，圆熟老到，使读者从心的深处涌起一种忧郁可痛的感情，而不禁掩卷长叹。 在当代的小说作家中，艾芜先生和沙汀先生我个人认为是成功的作者之中出人头地的两位。前者多取材于西南的社会，故有“西南艾”之号；后者多写四川的乡镇中的故事，因为他是四川人:二位的作品都富有地方色彩，于其所写的风物和所用的口语可以见之。艾芜先生的风格质朴自然，不免有点呆板而又颇活泼深到，不只文字如此，结构亦然。比如上面所介绍的两篇，《秋收》中以买鸡蛋一事，照应首尾，以显主人翁心理的递变；《纺车复活的时候》则以唱歌一事前后呼应，以显主人翁的兴趣所在已有不同。这种篇末与篇首相照应的手法，似乎陈旧呆板，但作者用来自然活泼，不露痕迹，反使人觉得结构谨严而有力。沙汀先生的风格是圆熟而多变化，处处闪耀着才智的光芒，能以极经济的手法写出极深极厚的东西。比如上述二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则以锐利的讥刺之笔，挖到深刻的地方；《磁力》则以冷静的叙写，予人以沉厚的忧郁感觉。艾芜先生是用一种老实淳朴的态度，正面地去看社会；沙汀先生则往往以锐利冷酷的眼光，侧视社会，而嘲笑抨击之。艾芜先生的作品多是白描，沙汀先生则多是着色的绘画，风��彼此不同，实在各有千秋。 1941年6月24日

书信 与增田涉的信 与胡风的信 与余冠英的信 与臧克家的信 与吴泰昌的信 与陈中凡的信 与姚雪垠的信 与孔罗荪的信 与林非的信 致《新小说》的信 日记 一个Freshman的日记 吴组缃日记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 序跋 《野草》编后 写在“文艺栏”之前 《清华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六期编后 《西柳集》序 《饭余集》代序 冯玉祥《抗战诗歌集》序 冯玉祥《诗歌近作集》序 《鸭嘴涝》赘言 《山洪》重版题记 《张自忠的故事》编者的话 《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 《山洪》后记 《历代小说选》编选说明 《老舍幽默文集》序 吴泰昌《梦的记忆》序言 《红楼梦资料丛书》前言 《吴组缃作品选》序言 《宿草集》小序 《宋元文学史稿》前言 《〈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序 《胡适文萃》序 附录一：张自忠的故事 附录二：《吴组缃全集》总目录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