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全集”（《山洪》《短篇小说卷》《诗歌散文卷》《宋元文学史稿》《古代文学评论卷》《现代文学评论卷》《书信日记序跋卷》）全面反映了**作家吴组缃创作成果，涵盖了小说、散文、文学史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评论等众多领域。全集收录的多幅照片和书信影印件弥足珍贵，能够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吴组缃的创作成就与精神境界。

宋元文学史稿·（宋辽金文学）**章宋初诗文革新运动 **章宋初诗文革新运动 宋初，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到宋仁宗时期，政治危机加深，政治改革兴起，促进了文人对现实的关心，引起了文风的变革。宋仁宗时期，以欧阳修为**的诗文革新运动，开拓了诗文创作的新阶段，进入了文学史上又一个兴旺繁盛的时期。 早在唐末温、李（温庭筠、李商隐）派的文学，讲究华美的词藻，形成秾纤艳丽的风格。（温、李本人，尤其是李商隐的作品，自有其多方面的风格和独特的成就，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办法加以贬斥，但其流风所披，后世却接受了他们消极方面的影响，这本不该责怪他们，而自有其本身的内在的现实原因。犹如五代花间词派，宗温庭筠，形成了一种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本有花间词人自身的现实根源。）温、李那种秾艳文风，到了宋初变本加厉，大为发展。当时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以其崇高的馆阁地位，成为文坛盟主。他们尊李商隐为宗，大肆提倡言之无物、专尚形式的夸饰文学，雕章琢句，专讲典故、骈偶、音调，悲秋伤春、无病呻吟，迷离惝恍、不可捉摸。除了上述三人为**之外，**的还有李宗谔、陈越、李惟、刘骘、丁谓、张等十多人。他们相互唱和，推波助澜，靡然成风。其诗题如《禁中庭树》《无题》《泪》《七夕》《夕阳》等等。他们这种唱和诗作，于1014年前后，由杨亿编为一集，名《西崑酬唱集》，共二卷。卷首为杨亿写的序文，骈四俪六，公开标榜“雕章丽句”，自夸“脍炙人口”。“西崑体”诗人使文学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一种文字游戏。刘攽的《中山诗话》里曾记载了下列故事，对西崑体之流弊作了有力的嘲讽:“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崇尚李义山，号‘西崑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扯撦至此。’闻者欢笑。” 作者写作时所参考的部分文献与当前通行版本有所区别。本书中所有引文均保持原貌。——编者 西崑诗风，当时流布海内，影响绝大，学子纷纷效法，号称“西崑体”。欧阳修在他的《六一诗话》中曾说:“盖自杨、刘唱和，《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崑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他又说:“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转引自《后村先生大全集》174卷） 但唐代韩、柳的古文运动到宋初虽经五代之靡，并未断绝，作家如柳开（946—999）、王禹偁（954—1001）和寇准（961—1023）诸人还写着古文，诗亦平易，关心现实。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禹偁，他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的进士，在内廷为皇帝写过制诰。由于他对当时朝政能直言敢谏，曾三次遭贬。 王禹偁久任州县官，比较了解人民疾苦。他的守正不屈的精神和关心现实的态度，是他作品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实基础。 王禹偁是宋代*早明确提出要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他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前人在推崇杜甫时，一般都赞他能集前代诗歌之大成，而王禹偁则更强调杜诗的推陈出新，开拓诗歌的新领域。对当时流行的浮绝诗风，他深为慨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他的诗歌表示了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同情，风格简淡平易。《感流亡》一诗，写了因遭旱灾而流亡他乡的饥民的种种苦楚、凄惨之情，对此，他抱有深刻的同情，并由此而对自己十年仕宦生活深为内疚。在《对雪》诗中，他写了“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的种种艰难困苦的情景，并由此联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谏官，却不能尽到一个谏官的责任而深深谴责自己:“深为苍生蠢，仍尸谏官位。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在商州时，他向民歌学习，使用口语写了《畲田词》五首，歌颂了山区农民勤劳刻苦、互助协作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气概。他的《寒食》诗表现出了作者对商州地区风土人情的好感，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 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 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 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此外，他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清新自然、富有情致，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裳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作者以清新的笔调，写了他安闲地骑马欣赏沿途风光的情景：那是一幅美丽、动人的山村秋日黄昏的图画。诗里充满着作者对农村的亲爱之情和对家乡的依恋和怀念。 王禹偁在文章写作上取法韩、柳，认为文章是“传道而明心”的工具，主张“句易道，义易晓”，继承并发扬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政论文《待漏院记》总结了封建官僚的统治经验，要求实行贤明政治，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文中生动地刻画了贤相、奸相和庸相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宰相形象：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人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 忧心忡忡，待旦而入。……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 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玩器，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作者对贤相、奸相、庸相分别做出了褒贬：贤相整日为国计民生的大事而焦虑；奸相所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庸相只图保持高位，一切都可随波逐流。他的《唐河店妪传》通过边地一老妇机智地推敌坠井的故事，反映了边地人民坚决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遣责了统治者在军事上的失策。他的《黄冈竹楼记》以婉转的笔调，描写了竹楼的景色和登临游赏的乐趣，并表达了作者在遭贬后的随缘自适，游于物外的思想。 除了王禹偁、寇准诸人外，林逋等还写出了一些质朴平淡之诗，尽管他们的名声还不大，无法与杨、刘等相抗衡，但他们确是走着自己的文学道路。林逋的《山园小梅》诗历来脍炙人口。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诗的第三、第四两句出色地写出了梅花的神韵，被誉为咏梅的绝唱。诗里作者以梅花自喻其不愿与社会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揭竿而起对西崑体这股强大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冲击的是道学家石介。石介（1005—1045）在他的《石徂徕集》中有《怪说》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评杨亿:“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石介对西崑体**的攻击是有力的，有其积极意义，缺点是比较片面。他处处把文学与圣道联系起来，把《尚书》《周易》之类同《诗经》等同起来视为文学的正统，将尧、舜、周公、孔子都看成是文学家的典范。其结果是一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个文学革新运动，另一方面在文坛上建立起了道统，压制了文学的发展。 柳开、穆修、尹洙等继起为应，提倡文学应明道（阐明圣道）、致用（劝导和教化的实际功用）、尊韩、重散体，并与西崑相反，提出了重质轻文的主张。在文学创作上，自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起，西崑体的形式主义东西被压下去了，文坛发生了重大变化。 梅尧臣和苏舜钦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人。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参加过《新唐书》的编写工作。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梓州铜山（今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后迁居开封。他少有大志，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因参加范仲淹革新派而被免官。晚年隐居苏州沧浪亭。 梅尧臣和苏舜钦齐名，时称“苏梅”。在反西崑和诗文革新方面，他们较欧阳修、王安石为早，在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欧阳修对他俩感情很深、评价甚高，曾把他们比作自己的“左右骖”。 苏、梅两人均取儒家的现实态度，关心人民疾苦，面对现实社会，提倡平易的文风和诗风。不同处是，梅的观察细致，而苏则较为豪放，然不免粗硬。 梅尧臣主要成就在诗歌。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要继承《诗经》《离骚》的传统，作诗要“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如见赠述诗》），要求诗歌写实，有“兴寄”，目的是为了“刺、美”。 在艺术上讲究形象、含蓄，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他还非常推崇诗歌平淡的风格，曾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他本人的创作正是很好地实践了他的主张，从多面反映社会生活，风格平淡朴素而又含蓄深刻。欧阳修很赞扬梅诗的成就，而且认为这是和他贫苦的生活有关:“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梅尧臣有不少揭露现实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文。如他的《田家语》： 庚辰诏书：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用备不虞。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责郡吏。 郡吏畏，不敢辨，遂以属县令。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天雨淫淫，岂助圣上抚育之意耶？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诏书来，生齿复板录， 三丁藉一壮，恶使操弓韣。 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朴， 搜索稚与艾，惟存跛无目。 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牯。 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 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 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 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 诗里，用农民的口气，申诉了当时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在赋税、徭役、天灾、人祸等迫害下，人民喘不过气来。*后作者表示自己不愿做统治者的帮凶，准备辞官以示反抗。作者在《汝坟贫女》一诗的诗题下自注:“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诗里写了个贫家女子，自述老父被征去做弓箭手，结果僵死在壤河之上。*后她呼天抢地：“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他的《小村》一诗写得也很出色：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漫为门。 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 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 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藉论！ 诗通过作者偶然发现的一个小村，反映出了淮河地区穷困荒凉的景象。作品里的破篱笆、寒鸡、无衣叟、断缆、枯桑等为读者逼真地刻画了一个破落小村的形象。他还有些诗直接写农村中贫富的**对立，如《陶者》《村豪》等。 梅尧臣的一些写景抒情诗，意境新颖，富有情趣，如《鲁山山行》中的“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形象而别致地写出了山村所特有的荒凉幽静的景色。 苏舜钦除写诗外，还兼写古文，又是个古文家。欧阳修《苏学士文集》里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宋史》说他：“少慷慨，有大志。”又讲到他曾数次上皇帝书，'纵论时政得失，致令“群小为之侧目”。他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必须继承儒家文艺思想里的现实精神，提出了“原于古，致于用”的观点（见《石曼卿诗集叙》）。自他被废除名后，离京城，去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隐居不仕。其时他写了《沧浪亭记》，文从罪废之后的苦闷谈起，赞美了沧浪亭的优美景色所给予他的乐趣，表现了对庸俗、势利的仕宦生活的鄙弃。 尽管苏舜钦和梅尧臣的创作目的大致相同，但两人的诗风却不一样。苏的观察力没有梅那样细密，但感情激越，呈现豪放雄健的风格，语言较畅达，只是修辞上常有粗糙生硬之病。他的《城南感怀呈永叔》诗具有代表性： 春阳泛野动，春阴与天低。 远林气蔼蔼，长道风依依。 览物虽暂适，感怀翻然移。 所见既可骇，所闻良可悲。 去年水后旱，田亩不及犁。 冬温晚得雪，宿麦生者稀。 前去固无望，即日己苦饥。 老稚满田野，斫掘寻凫茈。 此物近亦尽，卷耳共所资。 昔云能驱风，充腹理不疑。 今乃有毒厉，肠胃生疮痍。 十月七八死，当路横其尸。 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 胡为残良民，今此鸟兽肥？ 天岂意如此？泱荡莫可知！ 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 岂无富人术，使之长熙熙？ 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 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 愁愤徒满胸，嵘不能齐。 诗里作者把人民群众在灾荒中被迫采毒草以充饥的惨景和权势者的“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加以对比，情绪激昂，批判痛快淋漓。在《吴越大旱》中严厉斥责了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以致出现“炎暑发厉气，死者道路积”那种惨不忍睹的情况。苏舜钦还在《庆州败》一诗里，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将官们的怯懦无能作了无情的谴责。刻画生动，情绪激烈，只是语言上略显粗糙。 苏舜钦不少写景抒情的小诗也很有特色，与梅尧臣的同类诗相比，意境比较开阔。如《暑中闲咏》： 嘉果浮沉酒半醺，床头书册乱纷纷。 北轩凉吹开巯竹，卧看青天行白云。 欧阳修对苏、梅的创作特点有很深的了解，在他的《六一诗话》里，对他俩诗歌创作曾有个比较性的论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这对我们认识两人的创作特征是很有启示的。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他四岁丧父，幼孤家贫，由母亲郑氏教诲，以荻画地为书。欧阳修儿时曾得韩愈遗稿，苦心探研，废寝忘餐。 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二十四岁，中了进士，从此在地方和**做官。当欧阳修登上文坛和仕途的时候，正是统治**内部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和“重命令”等十项主张。欧阳修站在进步的范仲淹一边，是新政的积极鼓吹者。“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被罢免，欧阳修为其鸣不平，也被贬至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 不过欧阳修后来官越做越高，在朝廷曾任��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政治上也渐趋保守，以致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成了反对新法的守旧人物。卒谥文忠。 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苏洵父子、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诸人都是在他的直接和间接的鼓励或培养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作家。因此《宋史》本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欧阳修为“今之韩愈”。这称号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为宋代诗文发展，特别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欧阳修在领导诗文革新运动中，不仅提出的文学主张比他之前的那些道学家要高明；可贵的还在于他不是专发议论，而在创作上同时取得了**的成绩。 欧阳修继承韩、柳的文学理论，对文与道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一方面十分强调道对文的重要性，把道视为作家的根本修养和内涵功夫，所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同时又认为文有它的独特性:“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在他的《送徐无党南归序》中说明了有德行者未必一定有好文章，道是不能代替文的。对道，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要注重实在。他讲的道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因此，在他看来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这些既抨击了西崑派的形式主义文风，又与石介等道学家所倡导的有区别。而对于文，他倡导平易，反对崇尚奇险。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在他做知贡举（主考官）时，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使场屋之习为之一变。 因为欧阳修在政坛、文坛上都有崇高的地位，再有像梅尧臣、苏舜钦这样的朋辈以及像苏轼、王安石、曾巩这样有为的后辈团结在他的周围共同努力，从而使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欧阳修的散文，思致绵密，说理透辟，逻辑性强；叙事、写景、抒情生动真切；语言质朴、平易、简练、准确。 欧阳修的一些政论性散文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如《与高司谏书》中直斥谏官高若纳趋炎附势，不敢主持正义的卑劣行为。在《朋党论》中，他不讳言朋党，理直气壮地指出朋党乃客观存在，只是君子与小人所结的朋党是有原则区别的:“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他认为朋党关系着**的兴衰，做人君的必须加以区别，不可一概加以反对:“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文章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它和《与高司谏书》一样，在当时的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在《五代史伶官传序》里，欧阳修通过对五代时后唐李存勖兴衰过程的具体分析，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说明了**“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 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文章把叙事与议论融为一体，语言婉曲而晓畅，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一唱三叹，余味无穷。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贬官滁州时写的一篇游记，文中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与自己在山间之游乐，层次段落分明，语言自然流畅，骈散结合，长短错落、富有韵致。《秋声赋》形象地写出了无形的秋声，把秋声由远及近以至于撞击物体时所发出的声响渲染得惟妙惟肖。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蚊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 在《秋声赋》和《醉翁亭记》中，作者都不用典故陈言，也不堆砌雕琢，富有理趣，在议论之中，抒发了他在政治上的牢骚。《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他父亲写的墓表，讲他父亲的为人，母亲对他的教诲。全篇感情真挚动人，富有感染力。 欧阳修的文章有谨严的章法，讲究用词与造语，所谓在平淡中见出功夫。 欧阳修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如散文突出，但宋诗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由他奠定的。他学习韩愈的诗歌，倾向于散文化、议论化，这样就不太受形式格律的束缚，能畅所欲言，充分写物、言情、发议论，不足的是，有些诗不免太直、太露，缺乏诗的韵味。 欧阳修的部分诗作直接反映人民的疾苦，现实性很强。如《食糟民》里把官吏们的“日饮官酒诚可乐”和平民百姓的“釜无糜粥度冬春”的困境加以对比描写，作者对自己作为官吏的一员深感内疚。在《边户》一诗里，作者借边户的怨言，讽刺了宋王朝对敌妥协的政策：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 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 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 邂逅辄相杀，杀伤两常俱。 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 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 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 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 欧阳修有两首写王昭君的诗：《明妃曲和王介甫》和《再和明妃曲》，和传统的写法不同，诗中同情妇女的命运，对统治者的昏庸误国进行了谴责。不过在《明妃曲和王介甫》诗里，明显表现出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如诗一开始就这样写:“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在他一些抒怀和写景的诗里能用平淡秀丽的诗句，抒写个人的深切感受和情怀。 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首诗是作者贬至峡州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做县令时写的，诗里出色地描绘了山城早春的风光。作者在被贬谪之后，虽情绪抑郁，但还是努力宽慰自己。与此相类似的《画眉鸟》《晚泊岳阳》《丰乐亭游春》和《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也写得很有特色，特别是《画眉鸟》这首写得更为出色：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诗是作者在被贬滁州时作的。作品通过描绘画眉鸟在金笼与林间啼声的不同，表达了作者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曲折地反映出了他对朝廷官场之间相互排挤、钩心斗角的厌恶。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诗歌特殊评论形式——“诗话”的开始。《六一诗话》共一卷二十八则，本来只题名《诗话》，后人为避免和其他诗话相混，遂改称《六一诗话》。《六一诗话》以随意漫谈形式去评论诗歌，其中包含着许多精辟的见解，体现了作者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立场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深厚素养。 欧阳修的词较其诗更有特色。宋初文人，多不专心作词，只是逢场作戏，偶一为之。因为这一体裁，是与儒家道统有矛盾的。这里所说词体和儒道有矛盾，并非指其形式，而是指内容。词本来就是专写爱情、写男女之间的关系、写个人的心绪的。爱情问题，自唐以来，不见于古体诗，而且在近体诗里写爱情或私情主题的也不多，宋代只有陆游的《沈园》诗等数例。爱情都放到词里去写了。欧阳修正是为此创先例的一人（另有晏殊），因而受到了攻击。欧阳修勤于作词，曾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欧阳修的词也与其诗文一样，很讲究章法。他在诗文中讲大道理，但在词中却另是一番面孔。如他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他的词在内容和风格上，上承南唐，尤其是继承冯延巳（他的词经常与冯词相混），下启苏东坡、秦少游，注重人们内心生活的描写，做到含蕴有致。他的**词作《踏莎行》就典型地表现出这种风格：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愁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该首词写的是离情。上阕写行人在途中的感受：面对着一派恼人的春色，越来越压抑不住内心深沉的不可排解的愁绪。下阕写闺人即思妇，她登高望远，满怀哀怨地思念着越去越远的行人。感情含蓄而深婉，尤其对人物的内心写得深入、细致。冯煦《蒿庵论词》说:“欧阳文忠词与晏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曾巩、王安石 曾巩（1019—1083），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人。仁宗时考取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通判、知州等，*后升至中书舍人。他曾整理校勘《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古籍。他因文才出众，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也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之一。 曾巩的成就主要在散文上。他的散文特点是含蓄典重，雍容平易，结构严谨，布局完整，委婉曲折。不足的是，对现实的不平缺乏批判精神，学究气较浓。他的《上欧阳舍人书》先从铭文与史传的异同讲起，强调铭文对社会教化的重大作用，然后慨叹在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之下，符合事实，值得传世的铭文****；再进一步说明，写那种传世铭文的人必须要具备道德修养和辞章技巧，这才渐渐转到本题上，感谢欧阳修为他的祖父写了一篇墓碑铭文。文章不是开门见山地去接触问题的实质，而是多方转折，采取迂回曲折的写法，层层推进，节奏舒缓不迫。这种写法典型地体现了曾巩的文章风格。他的《墨池记》围绕着**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一件细小的趣闻轶事，阐明他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并非“天成”，而是勤奋学习所致，进一步指出人们要提高道德修养，必须努力学习。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王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乞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艺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文章写得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由于曾巩文章在这些大家之中*易为人们所学习，后人学习古文时往往从揣摩、仿效他的文章入手。 王安石（1021—1086），唐宋八大家之一，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二十二岁中进士，曾在鄞县、舒州等地做过知县、通判等职。仁宗时，曾上万言书，主张政治改革，表现出他矫世变俗的志向。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命他为宰相。他有胆识，有魄力，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激烈反对，*后被迫辞职。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新法被全部废弃，不久他抑郁而死。 王安石是宋代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个大诗人、大散文家。就其本人意愿来说，他并不追求以文学才能见重于时人，而是想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尽忠于朝廷，所以当欧阳修以“翰林（指李白）风月三千首，吏部（指韩愈）文章二百年”的诗句来赞美他的时候，他却以“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相答。正是这个原因，无论他的文学思想还是诗文创作都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积极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改革密切地联系起来。他强调“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就是说文章对社会必须有实用价值，对**、对人民有所裨益，反对西崑派的“杨、刘以文辞染当世”。同时他又提出文章“以适用为本”。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前提下，强调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在他看来，文章既然讲实用，那文辞就不必“巧且华”。王安石的这种文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意义，只是对文学形式的作用估计不足。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文章议论峭刻、观点鲜明、分析透辟、行文尖锐，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所特有的犀利眼光和高远见识。作品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如他给神宗皇帝的奏文：《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首先叙述并解释了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和原因，接着着重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危机四伏的情况，从而阐明了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后指出“大有为之时，正在**”，殷切希望神宗皇帝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能针对时局，采取有效措施。文章为翌年展开的变法运动起到了鼓吹和引导的作用。《答司马谏议书》是回击司马光的。正当新法在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中迅速推行的时候，保守派的**司马光却以老朋友的身份，用劝勉、威胁的口吻，写信给王安石，妄图阻挠改革的进行。王安石在他三百五十多字的简短回信中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 如曰**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文中不仅对司马光所提出的四点责难：侵官、生事、征利、拒谏，逐一作了批驳，而且对“怨诽之多”的原因作了精彩的剖析。*后对司马光的“未能大有为”的责难，明说是“知罪”，实际是巧妙地给予反击。文章言简意赅，措辞委婉而坚决，表现了对保守派斗争的那种决不妥协精神，反映出他锐意改革的坚强决心。在他的《读孟尝君传》中，以不到一百字的精悍文章批倒了一个为人所熟知的传统说法:“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阐明了“士”必须有经邦济世之才，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是配不上这一**称号的。文章气势非凡，一波三折，抑扬反复而转折有力，结论则是斩钉截铁、明确果断的。即便像《游褒禅山记》这样的游记性文章，目的也不在记游而是在论学，企图说明下面两点深刻道理：**，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创建事业都需要深入探索，要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其次，在古书不存的情况下，研究学问必须采取深思而慎取的态度，决不能以讹传讹：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忠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他的《伤仲永》一文，通过“神童”方仲永的事例，阐明了学习和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人的天赋再聪颖，如缺少后天的教育和自身刻苦的学习，也会一事无成，至于智质平常之人如不接受教育、努力学习那就不堪设想了。 王安石的散文和其他名家散文比较，其特点是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立意新颖，语言简朴，但不注重从情感上去影响、打动读者。这些是和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特点分不开的。 王安石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也引人注目。王诗倾向性十分鲜明，并素以风格雄健峭拔、修辞精炼著称，而且常用散文化的句法入诗，这对宋诗之后的发展影响甚大。 王安石写了不少关心人民疾苦和忧虑**前途的作品。在《河北民》一诗里，作者写了统治者在外族的入侵面前，一味忍辱退让，把从人民那里搜括来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敌国，以致地无问南北，年无论丰歉，人们一样地陷入了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白沟行》里则着重批判了宋王朝在国防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十分忽视边防的重要，守边者都非良将。《秃山》一诗里以寓言形式，把剥削者比喻为“不善操耡耰，所食在果谷”的猴子，指出这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把**变成一座“秃山”。《兼兵》《收盐》《省兵》《发廪》等诗里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独有的那种坚决革除弊政的精神。 在《后元丰行》里，作者生动地描绘出了一派欢乐、幸福的生活气氛，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村实行新法之后的新气象。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或怀古的诗篇很有特色，主要反映了他的思想新颖，决不人云亦云，表现了他思想家的本色。如他的《商鞅》一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诗里一反世俗之见，赞赏商鞅为变法而驱民以诚的措施，肯定了他顺应时代要求的变革精神。而***的当推他的《明妃曲》二首。这两首诗，曾在诗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欧阳修、曾巩、梅尧臣、刘敞、司马光等人都写了和篇，然而他们所写的都未能超过王安石的。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两首《明妃曲》的妙处，在于作者别出手眼，立意新颖，又十分的含蓄凝练。诗里不仅写了作为绝代佳人的王昭君独去异域所表现出来的眷恋家国的凄苦心情，更可贵的是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妇女的普遍不幸:“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以及妇女们在爱情、婚姻上所渴望的“人生乐在相知心”的那种情投意合的真诚关系。它们与那些写昭君的传统作品相比，不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王安石罢相隐居之后，生活环境、个人心绪都有巨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到他诗风的转变。他晚年写的不少抒发个人心绪和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在这些作品里面，作者苦心于诗歌艺术的锤炼，*突出的一个例子，当推《泊船瓜洲》一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第三句中的“绿”字，妙极，把春风的力量写活了。据说作者在草稿上改了十多次，*后才选定这一“绿”字，可见他对修辞炼字是何等的重视。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向来被人们视作范例。 王安石作词不多，但意境开阔，调子激昂，感慨深沉，“一洗五代旧习”，体现出自己词作的独特风格。《桂枝香·登临送目》是他的代表作：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苦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该词在描绘金陵壮美景色中，凝集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深情；在批判六朝封建统治者的竞逐繁华的奢靡生活中，抒发自己的深沉感慨，现实、历史，写景、抒情紧密结合，耐人寻味。相传其时用〔桂枝香〕这词牌抒写“金陵怀古”主题的有三十余家，唯他写得*好，被誉为绝唱。苏东坡见了这首词，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历代诗余》引《古今词话》）

前言 宋辽金文学 概况 **章宋初诗文革新运动 第二章北宋前期的词 第三章苏轼 第四章北宋后期的诗词 第五章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文学 第六章陆游 第七章辛弃疾 第八章南宋后期文学 第九章辽金文学 第十章宋代传奇和宋元话本 元代文学 概况 **章关汉卿 第二章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 第三章元杂剧其他重要作家作品 第四章南戏 第五章元代散曲 第六章元代诗文 附录：《吴组缃全集》总目录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