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物中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 战争进入尾声之时,法国铜版雕刻家、出版商巴尔塔扎·蒙科尔内(Balthasar Moncornet)售出了一大批名人肖像。这幅外貌绘制上借鉴了凡·戴克(van Dyck)绘画风格的统帅肖像展现了沉思中的瓦伦斯坦,此时的他,不再拥有牵动着人们和平神经的统帅大权。艺术家通过在帷幔之后大致暗示人物命运的手法,揭示了这位和平追求者遭到谋杀的一幕。 在德意志历史上,有那么三次,对世界历史造成严重161后果的战争暴力的主角在其生命接近尾声之际,摇身一变成了和平政治家;穷兵黩武源自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陌生,这样的情况也有过三次;历史人物的和平转向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同样发生了三次。 对迄今为止的德意志历史有方向性意义的,是俾斯麦。这位普鲁士容克**、外交家兼政治家通过违宪扩张军队而执掌大权,此后给他身边的军队找了足够的事情做。在一次清晨的工作早餐中,他给他的国王上了一堂历史课:所有的前任国王都为开疆拓土做了一些事情,现在陛下也有机会这样做。大惊失色的王储在日记中将这一幕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他认为,俾斯麦这么说是受到了香槟早餐中“酒神巴克斯的影响”。用现代的话讲,他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好不要把它记载下来。不过,凭借这一政策成为帝国首相的演说者却把它当真了,并发动了三场战争:攻打丹麦人,对抗奥地利人,*后将矛头指向法国人。这一切都可以在内政和外交背景下加以描述,但只有那时的人们才会明白,所有的战争或许都是可以避免的。*后那场*血腥、给未来带来*深重灾难的“普法战争”,也正是这位好战者从一开始就希望并蓄意挑起的,正如一位近代史学家所发现并考证的那样。162然而,当俾斯麦终于达到他用武力换来的目标——排斥奥地利、新建一个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时,为保全自己一生的心血,他转而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避开欧洲的各种冲突,并从中调解斡旋。这位德意志帝国首相在国际会议外交中显示出**的才华,建立了一个维护现状的非常复杂的联盟体系。与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同,当时没有人能够通观全局,也不再有人敢于发动战争。在俾斯麦解职、离世后,他被重新军国主义化,成为尚武主义的德意志精神丰碑。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后世又将他视为德国统一的奠基人,重新承认其后来的和平成就,将他载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 俾斯麦的前辈是普鲁士国王。这里指的是那位为了抵御潜在危险而设立常备军的典范、衡量其毕生的战绩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普鲁士国王。这位国王亲自担任将军,指挥其装备精良的大军,在启蒙运动世纪的中叶为欧洲带来了三次扩张性的侵略战争,其人口损失之巨令人联想到三十年战争,从比例上来看则可以与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能达成其有案可查的、如此大规模的扩张战争的目标,他只是勉强脱身。而他的宣传部门则有大量工作要做,163他们伪造战役的捷报,把巧合说成奇迹,以此来说服公众且影响深远,使人们认为这场溃败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或者完全是一次道德的胜利。弗里德里希二世深知真实情况,于是从此以后避免战争,并在其他方面加强学习。身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他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他让自己的普鲁士臣服于帝国宪法,*后又与帝国军并肩作战,并在一场帝国战争中败北。为了减轻这位非法战争策动者的罪责,人们不得不为他开脱,弗里德里希二世年轻时沉迷法国文化,对帝国政治不以为意。这是不是“历史上后果*严重的教育空白案例”呢?他声称自己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帝国事务,这种带有贬低性的表达应当从字面去理解呢,还是只是服务于其欧洲君主的自我定位? 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可以确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速度惊人的学习过程值得探究,即他在几场战争后转变为*成功的帝国政治家兼和平政治家之一。 让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把目光投向奥地利。第三位伟大的战争人物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 1663—1763),无人能出其右。 依照当代军事史学家的权威判断,这位伟大的土耳其征服者发迹时更像是一个战争罪犯,而非“**的骑士”,因为他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纯粹出于杀人欲望”的情况下,去剿灭已被团团围住、四散奔逃的军队。而正是此人,却依照战争法的标准对土耳其战争的文明化作出了贡献,也164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法层面上融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挣扎的欧洲各国。在不太血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后,欧根亲王作为奥地利德意志的*高统帅与法国统帅维拉尔(ClaudeLouisHector de Villars, 1653—1734)亲自商谈《拉施塔特和约》(Rastatter Frieden)。在瑞士的巴登,该和约未作任何修改即被确立为帝国和约。此时的欧根,不再只是一名将领,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为同“宿敌”法国和解而奔走。作为奥地利的二号人物,皇帝查理六世(Kaiser Karls Ⅵ., 1685—1740)的和平政策里有他决定性的贡献。宦海浮沉的他深知,所有人都能够和任何人结盟并缔结和约,而召集国际会议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战争,更是协商如何预防战争。平时担任**军务署主席,需要时率军出征,身兼二职、出将入相的欧根亲王成了一名和平政治家。 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正如其他历史故事那样,这场“战争的战争”也准备好了一个“扫罗变保罗”的故事。这个皈依故事已成为谚语,其中,正是扫罗这位前基督徒迫害者转变成了首位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个故事世俗化的过程中,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逐渐升华成战争与和平的对立。这位受到后世赞誉的“和平使徒”,其人生比上文列举的几位历史上的追随者更富有戏剧性165,他为自己**的洞察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曾经殉教的使徒那样)——他就是瓦伦斯坦,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将他描述为战争的策动者和常备军思想的先驱。瓦伦斯坦的另一段故事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平追求者的故事。他一直在试探、谈判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无论人们如何建构、探求他的动机并作出评价,(无法否认的是)瓦伦斯坦所做的一切本应该能终结战争。 现在,人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预演过又在历史中多次轮回的故事——“扫罗—保罗—叙事”表示怀疑,质疑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正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可以被理解为通俗易懂的、塑造历史事件的文学虚构。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2018)指出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虚构以来,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女神克莉奥(Klio, 也作Clio)也是在“创作”,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服务于文学形式,且始终只能保留对“原始资料否决权”的尊重。该要求是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按照经典原则所提出的。在这里,原始材料倒是充足,因而这种叙事模式可信度较高——当然要对《圣经》模型有所削减。在“扫罗—保罗—叙事”中,人们不能或只能少量利用时间、地点可考的突然改变信仰的“保罗归信”(Damaskuserlebnis),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改变信仰却有一个转变或重新权衡的漫长过程。就瓦伦斯坦而言,战争军事方面和政治外交领域往往是同步的。因此,在瓦伦斯坦**个统帅任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史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166需要从和平史的视角进行重新评估,它们仿佛是有限度的尝试,是其第二个统帅任期内伟大的和平倡议的先声。 作为一名具有和平政策思想的统帅,瓦伦斯坦早在1626年就在进军东南边陲时有所行动,而在东南边陲,土耳其人的利益和奥地利西本彪根的利益在此碰撞。这本就令人惊讶(根据以强权**为导向的奥斯曼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反应已令整个欧洲惊讶),夹在两场扩张战争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恰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了继续按兵不动,放走了这个介入战争的****的机会,即*终击败忙于在其他战场作战的主要对手——奥地利的帝国军。其他区域的战争纠葛、王朝的脆弱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顶层权力交接混乱,哈布斯堡反对派要求紧急干预君士坦丁堡,好战的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bor)又在此时请求支援——这时局怎一个“动荡”了得!在这一棘手的情况下,瓦伦斯坦率领的帝国主力军同贝特伦·加博尔联合部队及苏丹派来支援他的奥斯曼大军遭遇。双方先头部队的小型军事行动很快中断,这两支几乎势均力敌的部队不知所措地面对面驻扎下来,陷入僵持。 现在该怎么办呢?交战双方内部进行了全面协商,并在战场上与外国观察员进行了沟通。指挥土耳其兵的是167布达佩斯帕夏,他得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示,要求他只要跟贝特伦一起守住边界就行了。那他到底应该走多远呢?这位年轻的帕夏想冒更大的风险,但经验丰富的贝特伦提醒他要谨慎,不管是考虑到不明朗的态度还是出于对瓦伦斯坦的尊重。而对面的瓦伦斯坦却透露,他并不畏惧西本彪根奥斯曼联军,但他想先等一晚上再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对方部队却率先撤退了。瓦伦斯坦没有将此解释为脱逃,也没有按照军事逻辑乘胜追击。原因是,即便他可以借此成为战胜土耳其人的大英雄,收获功与名,却有可能因此挑起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事态若发展至此,恐怖的战争剧场或许会再度扩大。在一场对土耳其战争的边缘,瓦伦斯坦这位兼具政治思维的军事家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作出了贡献,至少让奥斯曼帝国按兵不动,没吃大亏的贝特伦则与皇帝签订了和约。 然而,相较于帝国政治家的身份,早年的瓦伦斯坦或许更是一名成功的欧洲政治家。当他在同一年即1626年率军征讨尼德兰行政区时,他的行军包里还装着一份皇帝给他的谈判任务书——该行政区须解除武装,并承担帝国军的军费。该行政区会议对此表示反对,称他们为了维护本邦和平而自行武装是应有的权利。皇帝不愿接受这一说辞,瓦伦斯坦也无法理解,因此也无从调解。面对该行政区,他坚持认为对方违宪168,认为皇帝对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有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在下一次与欧洲君主国的谈判任务中,他却完全打消了为皇帝索要**赔偿的念头。同样,之后与丹麦进行的一系列和谈也没怎么顾及帝国等级,但这些和谈均取得了成功,并给德意志带来了一线和平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