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别就晚清与民国时期山西儒家文化的递嬗流衍、外来文化与山西儒家文化的融合、近代山西的儒商、学术界与儒家文化、民国时期晋省当局在社会治理中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运用、近代山西的社会运动与儒家文化等专题进行考察，同时采用思想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与方法，探寻儒家文化在近代山西社会治理中的发展节律，由此管窥传统文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嬗变的历史规律，揭示儒家文化在近代中国所独具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以期构建文化传统与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推进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及地方社会治理中的运用的进一步探究，拓展近代思想文化史、区域思想文化史、近代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视野。

｜｜ 儒家文化与晚清山西社会治理 自古以来，“晋民性俗”“人民质朴勤勉”，山西人诚实守信、勇于开拓的品质倍受人称赞。在古代交通不便、社会交往甚少的情况下，山西保有的传统文化特质得以彰显，并在其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尽管在鸦片战争后，晋商的衰落使得一些山西人开始变得保守起来，但他们并没有丧失勇于开拓的本色。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沿海及内地平原各省的交通等发展条件得到一定改善，民众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跟其他内陆省份相比，彼时的山西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与当地政府的不够重视，导致该省的交通及其他社会发展环境基本没有大的改进，人们的思想仍然守旧落后。因而，在晚清儒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传统儒家文化的踪迹遍布晚清山西社会的各方面。 **节 晚清山西儒家文化广传之因 晚清时期，随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败，儒学发展出现危机。英国殖民者通过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西学因之大量传入，儒学面临新的挑战，在鸦片战争促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传统儒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亦被撼动，由此导致儒学危机的出现。为了“应变”和“救时”，儒学自身亦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晚清时期，儒家文化在山西又会经历怎样的命运呢？ 一、统治者的倡导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对于古代山西人心理、性格、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近代山西社会处于剧烈变动和整合之中，处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的儒家文化，也因此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在面临危机的同时又促成了儒家传统文化的重新整合，由此证明任何一种重要的文明就像一条长河，并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定要与其他很多文明进行复杂的学术沟通。晚清山西的儒家文化虽历尽劫难，却仍然有着坚韧的生命力，一些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山西人，为了守住其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儒学传统，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山西民性，素称懦弱，维持治安，向较任何区域为易”，在统治者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极力宣扬儒家传统文化的努力下，晚清山西的老百姓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对统治者的命令依然唯命是从。如在1877年山西大闹灾荒之时，普通老百姓被饿死的现象随处可见，还有一小部分人因为自己是富户而得以免遭这种苦难，但在这样悲惨的灾荒之年里，却没有人去抢富户，“置身于这无所不在的灾难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抢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训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看到人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由此可见，晚清山西的统治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相当有力的，即使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山西民众对统治者依然唯命是从不敢反抗。子曰“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论语·子路篇》）所谓“正名”，就是要把“君臣父子”的名分关系真正落实到位，不能“犯上作乱”，以使统治者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受到晚清山西统治者的青睐，用于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现扼举其要 1.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办令德堂 张之洞（1837—1909年），是晚清清流派的健将，洋务运动后期的积极倡导者。他于1880年出任山西巡抚后，把大力宣传洋务运动作为当务之急。并于1882年在太原府署之北（今太原实验中学）创办令德堂。就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致力于儒教复兴，1882年在山西建立了一所新的孔子庙，在庙里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一整套乐器，同孔子的老家山东的孔庙里的乐器一模一样。 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张之洞还十分注重地方教养和“风化”。他将“善俗”作为要务之一，在任职湖北、四川学政时，先后主办过经心、尊经等书院，继任山西巡抚后，参加了光绪八年（1882年）的山西乡试，针对贡院破败的情况，拨款大加修缮。在诸多的“善俗”事业中，*有意义的是办“义学”。1884年1月，张之洞筹划推广义学的办法，计划将义学普及到大村建两所、中村建一所、穷村两村合办一所、零散不成村的合办一所的程度，以谋求地方文教事业的普及。 此外，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为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光绪九年，学政王同张抚议，仿粤之学海堂、浙之诂经精舍，于通省择诸生才者，专治古学，名曰令德堂。”“令德书院在抚署之西，光绪十一年，巡抚张奏请建。”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设令德堂，“选通省高才生肄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令德堂不囿于一家之学，而是汉宋学并重。书院聘请的教师中，主讲《尚书》的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杨秋湄则精通算学、史学、地理学。这些人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杨之培从其父杨秋湄学地理，从杨深秀、吴锡钊学算学，“通中西法”成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杨深秀后来积极投身于变法事业，直至献出生命。 令德堂，又称令德书院，令德堂于光绪十年（1884年）建成校舍，订立章程，聘请王轩为校长，张于涛、杨笃、杨深秀（“戊戌六君子”之一）为协理，其讲授内容既有经史、考据、辞章，又有近代科学技术，对培养山西近代早期科技人才和山西儒家文化的弘扬起了积极作用。 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所延聘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戌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协讲杨笃（乡宁人）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古。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协讲杨深秀（闻喜人）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 1884年，张之洞饬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23，《礼制·学校六》），举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定式刊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之责，均一一议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初假馆于公所，肄业者三十人，后二年，始奏明别建书院于此。又建四征君祠于讲堂之东，祀傅青主、阎百诗、范彪西、吴莲洋。初定肄业生五十人，续增至七十人。”令德堂学生*初仅30人，后扩至50人，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氏《说文》及史学辞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一提的是，戊戌维新高潮其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人，院长屠任守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士安怀珍、刘博第等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磺、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2.固守儒家节俭的刚毅 固守传统伦理道德、处处力行节俭的山西巡抚刚毅是满族人，历任江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山西、江苏巡抚，1894年任军大臣，1896年为工部尚书，1898年授协办大学士。义和团运动期间曾被任命为统帅京津义和团王大臣，主张招抚义和团，与列强开战。在担任山西巡抚时，他“是那里*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官员。任何涉及花钱的改革措施，都会被他立刻否决，他会说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是劳民伤财。在山西，他同那些将古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混杂在一起的术士们打得火热。在许多个夏夜，他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他的那些朋友们讲述有关世界的过时了的认识，内容是天体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每当接到为士兵演习买子弹的申请书时，他的回复总是，铅子弹太昂贵了，并命令士兵用土块演习”。在中西文化发生对抗时，刚毅的态度是保守排外的，主张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占星术的热衷。此外，他之所以否决那些涉及花钱的改革措施，认为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他受到中国儒家“克勤于帮，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这一教谕的影响。 3.维护孔教排斥西教的毓贤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累迁按察使，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裁革陋规万余两，上闻而嘉之。是时李秉衡抚山东，适有大刀会仇西教，秉衡奖借之，戕德国二教士。廷议以毓贤官鲁久，谙河务，擢代之。既莅事，护大刀会尤力。”毓贤之所以对大刀会如此维护，其原因在于他想通过维护像大刀会以及之后的义和拳这些反洋教组织，来维护孔教，毓贤之所以要维护中国传统的孔教，其原因还是要归因于他思想深处固守着的儒家传统。 为了反洋教、维护中国传统儒学，毓贤也给予义和拳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并为其更名为“义和团”，“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毓贤令知府卢昌诒按问，匪击杀官军数十人，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山西义和团运动发生之时，曾遭到众多地方官员的痛斥，“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但毓贤从民族大义出发，极力支持义和团运动，面对官员们对义和拳的打压，“毓贤痛斥之”，广大民众被毓贤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在毓贤死后，“省垣绅商倡捐勒石，纪公德政，树碑于迎泽门外”，表达对毓贤的怀念。 二、独特的地理位置 历史悠久的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产，因此而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山西有着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独特地理位置，对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山西东拥太行，西据黄河，外河内山的地理特征，使其自古有“山河表里”之称。从地理位置看，山西就好似一只臂膀从北方草原直插入中原的心**带。从地势地貌特征上来看，山西总体以山地为主，又兼具高原、丘陵、河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正是得益于这种特殊的地貌，山西不仅能够发展耕作农业，同时也适合于游牧和放牧再加上在山西与北方草原民族接壤的北部地区并没有什么大的山川阻隔，因而北方草原民族势力就可以沿着山西河谷从北面长驱直入。从总体上看，山西的地势很便于向东、南、西三面扩散。这种自然地理优势使得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承担了山东、河南与西部地区文化交流的枢纽和平台，再加上大量域外兄弟民族落户山西，种种原因*终导致山西不仅保存了很多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而且又融入了外来文化如中原文化、北方文化等的特质。从全国文化地域分布来看，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山西，南北连接着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两大文化区域，山西因此而成为“中原文化区系”与“北方文化区系”两大区系的重要纽带。这一“重要纽带”使得山西的传统儒家文化具有了各种文化相互撞击进而发生裂变的独特魅力，这也就奠定了山西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山西处于从东部沿海到大西北的衔接地带，作为东引西进的桥头堡和东西部文化融合的交汇点，它牵引着儒家文化从东边的发源地山东曲阜向中西部流动，充分展现出儒家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的普世价值，山西也因此成为儒家文化从其发源地山东向内地扩散的重要桥头堡，因此，从晚清到民国“山西办孔教之得善良效果，已海内所共闻，省文庙之布置亦可称中国**。” 山西在地理位置上与河南毗邻，因而山西的儒家文化又与河南省的中原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互补性，两种文化优势联合，有效互补，使得山西的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交流与融合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从而突显出其独特的区域性特征。综上所述，晚清山西的儒家文化是南来的河南中原文化和东来的山东孔孟文化交汇的产物。 第二节 晚清山西儒家文化的地域性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为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可见，地方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民众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息息相关，是地理、历史、文化相互作用、互相统一的结果，传统文化因此**地域性。晚清山西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综合性*强的区域文化之一，是儒家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因其深处比较封闭的地理位置，并且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封建愚昧统治之下，因而在晚清各种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山西得以保留了儒家文化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山西在晚清儒学危机重重的历史条件下，承担起了传递传统儒家文化、开启近代新儒学的历史重任。系统研究晚清山西儒家文化的地域性，是重新解构、整合山西传统儒家文化，更好地弘扬儒家文化的必然要求。 民间这样说，脚踏陕西，踩的是秦砖汉瓦。那么脚踏山西呢？脚踏山西，踩的是文化。晋北是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晋中是太谷孔祥熙、平遥日升昌、榆次常家大院为代表的金融贸易文化晋南的文化又是什么呢？二里头的夏文化太玄妙太遥远皇天后土的万荣后土祠，比北京的天坛更加厚重，更有来历，更意味深长晋南，还有那一声泪眼汪汪的“问我故乡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根祖文化，更是名播海内外另有麻田八路军总部、五台山晋察冀司令部、平型关大捷的三晋红色旅游文化独树一帜。可以说，三晋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让人的缅想充满驰骋的理由！ 从整体上言之，山西的传统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文化圈晋南文化圈、晋商文化圈、雁北文化圈。按照山西传统文化分布的地域特点，又可以把山西划分为三大文化区晋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结合）、晋中（晋商文化为代表）、晋南（传统农耕文化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往往通过当地人的性格体现出来，如晋北地区多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晋北人普遍粗犷尚武晋中人在晋商文化的影响下显得精明重商晋南人则在中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在性格上呈现出礼让文雅的特点。

目 录 儒家文化与晚清山西社会治理..................................................... 001 **节 晚清山西儒家文化广传之因................................. 002 第二节 晚清山西儒家文化的地域性................................. 009 近代山西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之融合.............................................. 026 **节 儒家文化与地方传统文化.................................... 027 第二节 儒家文化与外来文化........................................... 039 近代山西的革命运动与儒家文化................................................. 050 **节 洋务运动与儒家文化........................................... 051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与儒家文化........................................ 057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儒家文化........................................... 066 第四节 五四运动与儒家文化........................................... 068 近代山西的儒学文人与尊儒机构................................................. 072 **节 近代山西儒学文人及其地理分布特点................... 073 第二节 近代山西的尊儒机构........................................... 084 民国山西社会治理中的儒家文化................................................. 117 **节 家长制与强化统治............................................... 118 第二节 民国山西的吏治.................................................. 136 第三节 民国山西的用民政治........................................... 145 第四节 民国山西的法制.................................................. 159 结 语........................................................................................... 164 参考文献........................................................................................ 167 后 记........................................................................................... 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