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隋唐帝国与东亚 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 7 世纪前期,正当日本大步迈向统一**之际,中国大陆处于隋唐王朝的时代。无论圣德太子的施政,还是大化改新,都试图通过引进隋唐的文物和制度,从而实现日本的**统一。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日两个世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文明,也就不会有日本统一**的形成。因此,谈及日本古代**的形成时,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如此,在民族**黎明期受到的强烈影响,对塑造今后的日本社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顺着这一思路,日本统一**的形成与隋唐**的建立几乎同时,其间的意义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在这两个世界“相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奥秘呢? 面对这一疑问,我们可以从中国世界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隋唐帝国的��现在中国史的发展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二,日本统一**的形成对于中国世界而言又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两个问题的交汇点,就是能够发现“相遇”意义的地方。 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理论 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内藤湖南( 1866—1934)的时代分期理论**启发性。他的《中国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是大正十年(1921)前后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书的开头就写道:“余所谓东洋史者,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历史。”也就是说,湖南将东洋史的范畴设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其地理范围以帕米尔、青藏高原为**向四方展开,除去印度、中亚、西伯利亚三处,剩下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东亚。湖南认为,这一区域的文化基本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就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依靠自身的文化力量形成了一部有机而连续的历史。湖南将东洋史看作一部世界史,那么这部世界史又是在怎样的逻辑下发展演进的呢? 湖南认为,首先中国内部产生的文化具有朝着四周辐射的运动方向。其次,这一辐射促进了四方“蛮夷”的文化自觉,从而对中国内部发生反作用。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不断较量的结果,就生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时代特色。 具体而言,东洋史依据时代特色可以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四个时期。所谓“上古”,是从文明开幕到东汉中期的时代,也就是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周边辐射的时代。然而,这样的文化对外发展到东汉后期至西晋时期一度中断,这就意味着东洋史从“上古”向第二阶段“中世”过渡。“中世”是指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周边民族的势力波及中国内部,也就是反作用的时代。这一潮流的顶点,就是唐末五代的混乱期。关于第三、第四阶段的“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该书没有做任何的说明,不过从湖南的其他著述来看,那恐怕是前两个阶段中作用和反作用相互统合的时代。从周边民族来说,这是征服王朝的时代;从汉族的角度而言,则是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 对于湖南的上述时代分期理论,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批评,相关的评论在战后变得更加活跃,本书中只能省略了。不过,湖南的独特构想有其颇具启发性的地方,那就是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解为以中国社会为**的东亚世界史的发展。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族的历史,周边民族的发展也是其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必然波及周边民族的世界,而后者的民族发展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本书的课题 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隋唐帝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历史在创造秦汉帝国这一*初的高峰后达到了极限,继而发生方向上的转变,其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上达到的顶点就是隋唐帝国。生成第二方向的重要契机,就是中国周边民族的勃兴,即**阶段**的形成。中国第二阶段统一**的建立与周边世界**阶段统一**的形成,就这样被时代的线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时历史的两个侧面。 这样看来,隋唐帝国和古代日本的“相遇”绝非偶然。正文中将会提到,隋唐帝国形成的**步是在公元3 世纪迈出的,那正是日本出现*初的古代**形态—邪马台国的时代。7 世纪后期,唐朝、奈良朝日本、统一新罗三足鼎立,真正可以称作东亚世界的历史世界就是在此刻形成的。 这是所谓隋唐世界帝国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将这些**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的课题正在此处,只不过是在中国史的框架内加以考察。中国社会曾因秦汉帝国的解体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随后又以隋唐帝国的形式重新得以统一,是什么样的原理引导了这一系列的进程?阐明这一问题,将成为思考东亚世界形成意义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