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为1950年代的日记取了一个寓言式的题目,“老狐狸海德格尔”,她狡黠地刻画了一个有点人性的动物,“一点不狡猾,不但总是落到陷阱中,甚至都分不清有陷阱和没有陷阱的差别”,也没有正常的狐狸皮毛(注:薄薄的一层皮),“他根本没有狐狸那身抵御艰辛生活的天然保护。”因此想出了精巧的解决方法:“他把陷阱当成了自己的洞穴”——想必这不仅指海德格尔的党员身份,还指的是他与埃弗里德的家庭生活 。在她前几次拜访期间,布吕赫从纽约写信,鼓励她与自己的前情人重新做朋友,让她相信海德格尔需要她的友谊来抵消自己的愚蠢和妻子——或许布吕赫也是给自己的理由。海德格尔同样。 他们私下和解的本质在信中有所暗示。在《阴影》中,她告诉他,她“不属于任何东西,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他们在弗莱堡的**个晚上,她说她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德国人(“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女人”),也不像一个犹太人(“我早就不这么认为了”),她只是一个“喜欢真实的我,一个来自远方的女孩”——这是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一首诗的标题 。 海德格尔回复了一首自己写的同题诗。 陌生人, 即使对你自己来说, 她都是: 欢乐的山,悲伤的海 欲望的荒漠, 到达的黎明, 陌生人:凝视着家 从那里,世界开始。 几年后,在她的第二本书《人的境况》(1958)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探讨的是宽恕,或许写作时想着的是海德格尔。“如果得不到宽恕,”她想道,或者“从我们行为的后果中解脱出来”,人类将“局限于一种我们永远无法从中恢复的罪恶行为之中;我们将永远是它后果的受害者,就像魔法师的徒弟那样,他没有魔法可以破解咒语。” 阿伦特原谅了海德格尔;通过这样做,她让自己的世界重新走上正轨 。她生命后期的关键主题就是参悟思考、行动和判断的重要意义,每当于此,“隐身的国王”从不曾远离。她没有忘记他性格的缺陷,尤其是当他在欧洲以一阵暴怒或一段时间的沉默来迎接她在欧洲日益增长的声望时。1961年,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他不能容忍我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能容忍我写书等等。” 不过,阿伦特“前路宽阔,一马平川”,不经意间就把他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