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趣与砚韵
舞文弄墨这个词,一般说来带点贬损之意,或者古来以俳优视文人之流习造成的,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大凡文化人听不得舞文弄墨,一听,总觉得对方在讽刺自己,于是真的恨恨地舞一回文、弄一番墨,出一口鸟气,当然也只限于纸上,当不得真。如果对方不识字,也罢,就算你没写;但巧巧让人家逮住了,告上法庭说你诽谤,白纸黑字摆在那儿,你还真没脾气,不认也得认。
由此可见舞文弄墨的确惹是生非。
其实话虽这么说,时至**,舞文也好,弄墨也罢,都仅剩下了一点点引申义,本义早荡然无存。不信你随便挑出十个青年作家或诗人来,把笔墨纸砚摊给他们,我敢打赌,至少有九个捏不住那毛笔,剩下的一个也许能凑合着画几笔,不过一定全是简化字,而且是第三批公布而又作废了的那种简化字。
因此说舞文弄墨里有大学问,你还真别不把它当回事。
先拿墨来说,顶**的徽墨产地——安徽省歙县我去过,而且慕名参观过“老胡开文墨厂”,知道一块墨的面世竟如此艰辛:我先看到一溜窑洞般的黑屋,里面亮起一簇簇灯火,原来这仅只是为了搜集松烟而点燃的;有了松烟,还要掺进胶及香料,制成一条条的形状,再压入模子里定型,*后晾干成为珍贵的徽墨。窑洞里工作的工人们面孔黝黑,鼻孔四周亦被松烟染成黑色,那模样极像煤矿工人。
胡开文的墨原来是这样诞生的!翻《宋稗类钞》,还知道古人制墨更讲究,不光有松烟麋鹿胶墨,甚至要加麝香金箔,��为“龙香剂”。那一时代文人墨客好墨成风,尤其珍藏到唐末**墨工李廷珪的墨之后,可以傲视一切。可是偏偏有位叫李格非的老夫子反潮流,著《破墨癖说》,他主要反驳当时人们的墨癖,立论则有趣得很,比如有位客人说我这墨坚利可以用来割纸,他说“杀割当以刀,不以墨也”;客人说我的墨浸在水中,水可以****不腐,他偏说“吾贮水当以盆,不用墨也”;客人又说我这墨的胶好,百余年不变质,他说“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人没话说了,*后又想了一个理由,说我这墨颜色浓重,一块顶两块使,他说我用墨一二年使不完一块,还常常丢失,丢了就换新墨,一块顶两块对我毫无用处。客人实在无法了,只好狠狠地说道:“吾墨黑。”李夫子接一句:“天下固未有白墨。”把客人顶得好不难受!
这位李格非夫子著《破墨癖说》并不是光为了刁难那倒霉的客人,关键是他*后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墨是干什么用的?
墨的用处在写字,甭管宝墨与凡墨,能写字就成,讲究那么多,纯属“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由此李格非认定此风一刮起,“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
话虽这样耸人听闻,可你不能不承认有其内在的道理。当然,书房里有块百年古墨,漆黑油亮,图案精美,沉甸甸又香喷喷,亦不失为一桩雅趣。只是时下流行成瓶的墨汁,方便易行,不知不觉剥夺了你研磨古墨的权利,古人感叹的“非人磨墨墨磨人”的境界,一般人是体味不到了,这未免有些遗憾。
更重要的是砚台,磨墨者的灵魂寄托,中国文化的坚硬体现,于今已日益沦为商品的地位,只能向旅游者们乞讨青睐,或曰“式渐衰微”,昔日端砚的英名、歙砚的威风早已不复存在,砚们的沉沦才更让人神伤。我的案头就置放着两方古砚,一方是名为“火捺”的端砚,刻工精良,山水亭台,人物树木均栩栩如生,冬日里哈一口气,真的可以凝为水珠,砚质细腻如婴儿脸,摸上去手感**;另一方为荷叶形的歙砚,砚面有三条眉毛似的纹理,砚体遍布米粒大的银星,这是“眉子银星”,也为歙砚中的精品。它们静静地卧在我的书桌上,成为两件工艺品、小摆设,本身应承担的研墨职责早为时代的先进
工艺所解除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实在令人同情。
说起来中国是砚的故乡,历代关于砚的传说和故事也极多。比如端砚就和包龙图的清廉无私镌刻在一起,歙砚甚至带几分神话色彩:说是宋朝时歙县有一汪氏,是大户人家,“一夕山居,涨水暴至,迁寓庄户草庐”,巧巧这庄户是砚工。汪先生晚上无意中发现支床的石头发光,感到奇怪,就让庄户加工成砚台,结果发现这方砚“石色正天碧,细罗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汪家称这砚为“斗星砚”,后来大概又开采了一批这类的砚出售,因为《宋稗类钞》说“汪自是家道饶益”,愈加富足。
传说归传说,但至少这传说中概括了歙砚几种特点,如“罗纹”,如“金星”,如“正天碧”。我案头这方古歙砚呈青碧色,乍看为黑,细观则青,放些清水于砚面,颜色浑似“天碧”,妙不可言。除此砚外,我还藏有今砚两方,一是罗纹,一为金星,系八年前购于歙县砚厂。这两方今砚石质亦佳,时时取出观赏,仿佛在冷且硬的砚体上,能触摸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尽管不必研墨,也无须挥毫,韵味是足够你品上一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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