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就像享利·苏索[Henry Suso]这样一位高尚的神学家,他那种追求把日常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神圣化的愿望在我们的眼中也是濒于荒谬的。当他遵照世俗之爱的习俗向他的未婚妻、向上帝[Eternal Wisdom]奉献一个花环和一首歌以庆祝新年和五朔节的时候;他很高尚,或当他出于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敬而向所有的妇女致意,而且为了给女乞丐让路而走进泥地里时,他也很高尚。但对于接下去的事我们会怎么想呢?苏索就餐时以三位一体的名义吃掉了四分之三个苹果,又为了纪念“圣母给她赢弱的儿子耶稣一个苹果吃时的那种慈爱”吃掉了剩下的四分之一,而且为此他是连皮一起吃的,因为孩子们吃苹果不削皮。圣诞节过后他就不吃了,因为那时耶稣年纪太小还不能吃苹果。
因为基督身上有五处伤口,他喝酒时也分五口喝,因为血与水从基督一侧流出,他的*后一口是分两次喝的。这实在是把生活的神圣化推向**了。
就个人的虔诚而言,这种把宗教观念运用到所有事物上和所有场合中的倾向是神圣生活的深刻根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此种相同的倾向蕴含着严重的危险。宗教对生活中所有关系的渗透意味着宗教领域和世俗思想的不断的混合。圣物将会变得过于平常,人们难以有深刻的体验。各种宗教仪式、图像、宗教性的解释无止境地增长,严肃韵神学家们日益警觉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害怕质量会因之相应地降低。我们可以在教会分裂时期和所有宗教改革派的作品中以及议事会的报告中发现重复出现的这种警告:教会正不堪重负。
皮埃尔·德·阿伊[Pierre d’Ailly]极力谴责礼拜仪式和信仰领域中那些不断被吸收进来的新奇事物,他对它们本身稳定的增长的关注要甚于对他们品性虔诚的关注。神之永备的恩泽。 历史学家总是关注起源问题甚于关注没落与衰亡。不管研究哪个时期,他们总是在探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希罗多德以来,甚至更早,他们关心的是家庭、民族、**、社会方式和意识的产生。同样,在研究中世纪时,人们努力寻找现代文明的源泉,中世纪看来只不过是文艺复兴的前奏。
历史,就同自然界一样,诞生与衰落并存。一种过分成熟的文明的衰落是新文明诞生的标志。同样,在某些时期内,对新文明的追求也意味着该时期文明的衰落。
本书研究的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是中世纪文明的结束阶段。作者正是本着上述观点,试图真正理解凡·艾克兄弟及其所处时代,亦即试图从它与当时时代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而现在已经证实,那个时代文明的种种形式中所共有的一点,就是它们均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甚于它们与正孕育的未来的联系。因此,那个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单对艺术家如此,对神学家、诗人、史学家、君王和政治家也是如此,都应被当作是对过去的完善与终结,而非新文化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