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居别集(上册)/罗宗强文集》:
十余年来国内研究士人心态的论文和专著不少。有的是研究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有的是研究某一位作家的心态与他的作品的关系。我以为,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来说,不是没有好处的。即使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方法,也至少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有的朋友说,研究心态史,没有一个共同的构架,无法对话。因此他认为,这些年的心态史研究把问题都搞乱了。我不这样看。因此我想来说对士人心态研究的一些看法。
心态史研究的先驱者虽然曾经努力想为心态史一词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但他们始终未能做到。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涵盖面极广,一直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给出一个界定。先驱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一般群众的普遍心态,比如,集体无意识,或者说集体潜意识,研究此一类的集体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的是打通科际关系。
我想,我们这十余年来的士人心态研究与心态史先驱们的心态史研究是有区别的。我们研究的是士人这一特殊群落,而不是一般民众。为什么要研究这一特殊群落,因为我们是为了研究古代文学,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主要是士人文学。我们常说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会思潮、社会风气、生存状态等等)影响文学创作,但是那是如何影响的?这些影响,我看就是通过士人内心的活动,他当时的精神风貌在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土人心态是社会环境与文学作品的中介。一篇作品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其时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对于我们理解作品,会是有帮助的。我举一个例子,明代的胡应麟论明初诗坛,说有吴派、闽派、越派、粤派、江右诗派。但是有一个现象让人深思,就是这不同诗派的人到了朝廷任职,一写到朝廷,诗风就变了。杨基、吴伯宗来自吴中,林鸿来自闽,魏观来自越,但是他们写到朝廷的诗,都一样的雍容典雅。这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心境变了。这种心境的变化,与其时土人被起用的心情有关,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初期的环境有关。我们已经注意到研究地域文化对作者创作的影响,但是人是流动的,环境变了,命运变了,心境变了,他的作品的气质、味道可能也就变了。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心境,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而这不同的想法就会反映到作品中来。要更为确切地研究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研究作家环境的变化对心境的影响,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已经十余年没有研究唐代文学了。这十余年,主要是做着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的工作。傅先生要我来说说关于士人心态研究的问题,我就来极其简单地说一点研究明代后期土人心态遇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研究明代后期的士人心态,是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群体心态趋向,他们相似的人生态度、价值标准、精神风貌和感情世界。比如说,对待同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态度,是怎么想的。明代后期土人的分化,比唐代复杂得多。政局的变化对于士人心态的影响是深刻的。古代士人,出仕入仕,对于入仕的那部分士人,朝廷的一切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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