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倾向于接受合理化的信息
对于这种偏差***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被称作“幽灵的战争”的美国原住民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它*初是使用卡斯拉美特语讲述的,这是印第安人中的切奴克族(他们生活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相当于现在的华盛顿和俄勒冈两地之间的区域)所讲的一种语言。这个故事被翻译成英语并出版是在1901年,那时候切奴克族语已经几乎消失了,美国民族学事务局的一位研究者当时只能找到3个还会讲这种语言的人。这个故事能够流传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碰巧被剑桥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F.C.巴特利特爵士读到,并用在了一个实验中。
巴特利特在剑桥大学是一个异类。他是一位制鞋匠的儿子,由于很小就得了胸膜炎,因此父母让他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20多岁,他才开始进入学校。巴特利特的病症尽管是一种不幸,但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希望:这让他可以广泛地阅读,并且花了大量时间在乡间游历,在那里,他学会了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注重观察的倾向对他的职业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巴特利特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依靠大量观察,而不是学究式的思考。
20世纪初,巴特利特致力于一个关于知觉和记忆的、耗时很长的系列实验。他相信每个人都不是被动地接受眼中看到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认为人们对事件的认识不仅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是有建设性的。巴特利特认为,许多摆在人们眼前的东西都不会被看到或回忆。他还相信,人们认为自己注意到的或是能够回忆起来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或出现过。不仅如此,他认为,记忆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文化因素是其中之一。比如,巴特利特用实际例证展示出,非洲人会记住一些对不列颠人来说并不觉得重要的事情,反之亦然。
让我们来进入“幽灵的战争”这个故事。在巴特利特的一个实验中,他把写有这个故事的文本交给20个英国人,其中有7位女士,其余都是男士。他要受试者先读一遍这个故事,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回忆重新写出这个故事。他想要知道,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英国人会如何看待一个19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流传的故事。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被拿来问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就请你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来,认真地读一下这个故事。如果你想和巴特利特的受试者做一番比较的话,在读完故事之后,你就可以合上书,休息一下。然后拿出纸和笔,把这个故事凭着自己的记忆认真地写出来。注意,不要重读这个故事,一个星期之后,再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写一遍,再对比一下自己写的两个版本。
下面就是巴特利特给受试者们看的故事内容。
幽灵的战争
**晚上,有两个来自艾古拉卡的年轻人到河流入海口处去猎捕海豹。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天空中大雾弥漫,周围一片沉寂。接着,远处传来一阵阵呐喊声,他们想:“莫非来的是一帮战士?”他们逃到河岸边,在一根木桩后面藏了起来。紧接着,他们听到许多只独木舟划了过来,听声音越来越近。然后看到有一只独木舟朝着他们划了过来。独木舟上有5个人,对方说:“我们要到河的上游去打仗。我们想带上你们一起。你们觉得怎么样?”
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就说:“我没有带箭啊。”
“箭都在船上呢。”船上的人回答说。
“我不想去。会被打死的。我的亲人们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他转向另外一个人说,“但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于是,一个年轻人上了船,另外一个回了家。
这些战士逆流而上,到了卡拉马另一边的一个小镇。抵达后,他们纷纷跳下水,开始和敌人战斗,很多人被打死了。但是,那个年轻人听到一个战士说:“快点儿,我们回家吧,那个印第安人被射中了。”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哦,原来他们都是鬼啊。”他根本没觉得难受,但是他们却说他被击中了。
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回到了艾古拉卡,他下船回家,然后生起了火。他向每个人讲述这件事,说:“看!我和幽灵们一起去打仗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死了。那些和我们打仗的人,也有好多都被我们杀死了。他们还说,我被射中了,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受。”
他把故事讲完了,然后他慢慢地安静下来。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倒了下去,一股黑烟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他的脸变得扭曲。人们都跳起来,尖声惊叫。
他死了。
巴特利特发现,当那些参与实验的人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使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这个故事都被不同程度地缩短了。在*开始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许多受试者通常会把故事的长度缩短为原来的一半。其次,许多细节被删除、被改变,甚至被改编。就像去捕猎海豹这件事、天气(有雾,安静)在许多复述中都消失了。森林出现了,但是这在原来的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一些复述中,那两个年轻人成了兄弟俩。在另外一些人重述故事的时候,甚至连故事的名字都改变了。再次,语言发生了很微妙但显著的变化,一些比较少见的单词都被换成了更常用的说法,叙述的腔调也变得更为口语化。
*后可能也是*重要的一点,故事变得更为合理了。巴特利特知道,像这样一个在19世纪美国原住民中间流传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会让生活在20世纪英格兰剑桥地区的富于理性的人们感到困惑。而实验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受过教育而且老于世故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故事会做何反应。
然而,这些实验对象的表现很不理想。
“这些实验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种简单接受的态度。”巴特利特评论道。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在努力把它放进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中。比如,在读完这个故事后,一个读者很自信地宣称:“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虚构的梦境谋杀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但是对巴特利特来说,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旦这些现代读者要让这个故事“符合”自己的理解,故事的形式就不可挽回地会发生改变。巴特利特发现,很快地,实验参与者倾向于“祛除原有的奇怪、愚蠢、不合逻辑的特征,让故事的叙述更加有秩序”。换句话说,重写后的故事变得更简化、更通顺,也更富有条理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和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颇为类似的情形。当你推着购物车在当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想想看,你的眼睛匆匆扫视着货架上商品的价格,你记住了哪些呢?为什么会记住那些,而非其他?实际情况是,当你努力回忆那些商品的价格时,大脑处理这些物价信息的过程和巴特利特实验参与者回忆故事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即尽量简化那些信息。研究者发现,物品价格对应的音节越多,我们的记忆效果越差—商品价格的发音每多一个音节,它被回忆起来的概率就下降20%。即使是在两个价格的长度相同的时候(比如都是3位数或4位数),这个规律同样有效。举个例子,77.51美元(4位数,它的英语发音有8个音节)和62.30美元(同样是4位数,但它的英语发音只有5个音节)。更通顺、念起来更上口的价格更容易被我们的大脑记住—大脑在记忆地图和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