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
20世纪70年代之后,涌现了许多流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包括拉斯韦尔(Lasswell,1951)、安德森(Anderson,1975)、布鲁尔(Brewer)和德利翁(Deleon,1983)等人发展的阶段启发框架,金顿(Kindon)(1984)发展的多源流分析理论,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和琼斯(Jones,1993)等人提出的间断平衡框架,F.贝里(F.Berry)和W.贝里(W.Berry,1990)等创立的政策传播模型,戴(Dye,1966)、萨坎斯基(Sharkansky,1970)、霍弗伯特(Hofferbert,1974)等发展的大规模比较框架,洛威(Lowi,1964,1972)等发展的权力竞技场框架,以及奥斯特罗姆(Ostrom,1986,1990)为代表的制度理性选择框架和萨巴蒂尔(Sabatier)与詹金斯一史密斯(Jenkins-Smith,1988,1993)等提出的支持联盟框架等。其中,除了制度理性选择和支持联盟框架之外,大多数框架由于没有发展出关于个人的更为清晰连贯的模型以及未能梳理出清晰的因果关系链条,已经失去了早先的影响力,不再引人注目T(Sabatier,2004)。以下仅以多源流���析、间断平衡框架、支持联盟框架以及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为例,评述一下政策变迁过程分析框架的若干文献及其缺陷。
金顿(1995)*早提出多源流分析理论,解释在模糊性条件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金顿的早期模型假设整个政策系统存在三种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中,政治源流包括三个因素: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为和行政立法或立法上的换届。扎哈里亚迪斯(Zahariadis,1995)后来对金顿的模型作了修改,将政治源流的三个维度(国民情绪、利益集团和换届)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即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增强该理论的分析能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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