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人情世态剧
在元明清戏剧中,有不少着力于以家庭生活为背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表现个人与家庭(族)、与社会制度,乃至与社会伦理之间种种矛盾冲突的作品,这就是人情世态剧,或简作世情剧。
关于人情世态剧,大体说来,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一种是世情描写间杂于剧中,但全剧却非通体写世情或以世情为旨归,姑且称其为广义世情剧;一种则纯然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取胜,以世态人情来揭示某种现实关怀的作品,是为典型的(亦即狭义的)人情世态剧。以元杂剧为例,《赠绨袍》(高文秀)、《贬黄州》(无名氏)、《冻苏秦》(无名氏)等属于前者;而《看钱奴》(郑廷玉)、《老生儿》(武汉臣)、《东堂老》(秦简夫)等,则属于后者。
**节 人情世态剧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演进流变
我们知道,元代科举时行时止,始终未成为士人仕进的主要渠道,元代士人断绝了科举晋身之阶,“士失其业,志则郁矣”,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绝意仕进,流连于市井间,与民间艺人相结合,从事于杂剧创作与演出活动。他们熟悉市井生活,了解市民的审美趣味与好尚,因而在创作中能按摸到民间脉搏,展示活生生的人情世态以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这种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重大差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的真实”——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对于宋明话本的这个评价,同样适于元杂剧艺术。宋元之际中国文学思潮的这一转捩,或称文学思潮的这样一种变革,既为人情世态剧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气候和文化土壤。
始于宋代的理学,到了元代被奉为官学,其对文学的影响,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它对不同文体类型的影响程度明显不同,一般说来,对散文影响较大,词章次之,俗文学更次之;另一方面,理学的纲常论中又有一些适于表达民族情绪的东西,元初儒士在草原文化的猛烈冲击之下,以维护汉民族的宗法观念与伦理思想为己任,意欲接续中原传统文化,对所谓“纲常松弛”、“世风日下”的局面进行匡正。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心理趋势。就杂剧创作而言,则表现为通过对家庭(家族)日常生活的描写,宣扬汉民族的传统伦常观,并在其中曲折而又隐晦地寄寓着民族意识。这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郑廷玉的《疏者下船》以及佚名作品《抱妆盒》等世情剧,乃至在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历史剧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这也因为家、国在古代一直是互为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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