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与概览
1.2.1这个学派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我们考察历史背景是为了确定是否这个背景本来就会孕育一套特定的思想体系。经济理论常常随新环境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而发展,掌握时代背景对理解为什么人们要那样思考和行动是必要的。当然,很多思想体系在许多经济学家个人头脑中同时存在也是事实,抽象思维能力倾向于使思想得到从*明智的到*狂想的多样发展。与当时社会无关的思想会逐渐衰亡,而那些对解决问题、至少是回答某些问题有效的思想,则会得以传播和流行,因而有助于提高其作者的声望。亚当·斯密对经济思想贡献巨大,但有人也怀疑,假如他不存在,同样的思想后来也会出现,只是可能不会表达得这么充分、这么清晰。在明白无误地到达理智的道路之前,学者们会犯些错误。
斯密作出了重要贡献,无疑是因为他的思想满足了他那个时代的需求。例如,如果封建社会时期就有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关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那么在贸易*少、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里,它就没有什么重要性;19世纪早期英国谷物法的争论,导致了地租理论的产生;如果凯恩斯是在1926年而不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那可能引起不了那么多的注意,显然产生思想的社会环境很重要。
事实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产生其提出的问题及特定时期的经济理论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头等重要的。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认为:“思想固有的性质是保守,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换言之,只有当时的事件背离原来显然不充分的旧理论时,重申的新思想才会取代已被广泛接受的经济理论。例如,有些人主张,长期以来认为市场经济自动产生充分就业的观念并没有屈服于凯恩斯《通论》的逻辑,而是屈服于20世纪309F代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和大量失业。
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C.Mitchell)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超越逻辑的、公式化问题之上的自由智能游戏的结果。他们承认其思想受到他们的才智足以选择的读物及受到的教育的影响,但是他们很少意识到,其自由智能是由成长的环境塑造的,他们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在真正意义上他们不可能超越所在的环境。
如果研究者能够适当地自我批判,那么认识到他们自身的所有这些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视野的局限性,那是很重要的。但是,特定环境形成的思想,若想不把环境看做想当然,或者认为它本身正是暂时条件的产物因此有很多局限,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很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不同意,或至少对那种认为环境力量是经济理论*主要形成者的观点持有很大的保留。他们主张一个学科的内部因素,如探索和解释尚未解决的悖论,是导致理论进步的*主要原因。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的观点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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