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竞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入仕的**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竞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问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人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日“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
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亲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 “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 “喜甚”,日:“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 (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
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 “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②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问,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人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日“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查、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人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一位老师。
但曾国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第二年就告离。至于原因,可能和在这里遭到有的同学嫉妒有关。这从他后来与诸弟商议学事,“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但称誉汪觉庵为“明师 ”)的言语中,可隐约体察出来。但这段外乡的学习生活,想必也会有助于他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特别是这里离本即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所不远,I 临境感事,对曾国藩推崇王氏之学不会没有一些影响。在此学习期间,曾国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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