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 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