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树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它们是已经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我沿着人行道走着,在穿梭的人群中,听自己寂寞的足音,我又看到它们,忽然,我发现,在树的世界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
我安静地站住,试着去理解它们所说的一则故事: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
是的,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定了,在这个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工业城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悲凉的点缀。但你们尽可以节省下你们的同情心,因为,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否则我们���会在春天勤生绿叶,不必在夏日献出浓荫。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这种痛苦能把深度给予我们。
当夜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繁弦急管,都是红灯绿酒。而我们在寂静里,在黑暗里,我们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但我们苦熬着把牙龈咬得酸疼,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我们就站成一列致敬——无论如何,我们这城市总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阳!如果别人都不迎接,我们就负责把光明迎来。
这时,或许有一个早起的孩子走了过来,贪婪地呼吸着鲜洁的空气,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时刻了。是的,或许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于污浊了,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制造着不被珍视的清新。
落雨的时分也许是我们*快乐的,雨水为我们带来故人的消息,在想象中又将我们带回那无忧的故林。我们就在雨里哭泣着,我们一直深爱着那里的生活——虽然我们放弃了它。
立在城市的飞尘里,我们是一列忧愁而又快乐的树。
故事说完了,四下寂然,一则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穿插的故事,可是,我听到了它们深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故事至少感动了它们自己。然后,我又听到另一声更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
步下红毯之后
楔 子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地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声问。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为什么要砍?”
“小孩子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
里?”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现在断了没?”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得冲,总得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清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我兴冲冲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的珊瑚藤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昼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的,她是为男友舒凡的书调色,调的是草绿色,或说是酪梨绿,我也喜欢那颜色。那天下午的三毛真是美丽,因为心中有爱情,手中有颜色。我趋前谢谢她,因为不久前她为我画了一幅婚礼上的签名绸,画些绝美的牡丹。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薇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并且是摄影家柯锡杰照的。奇怪的是我虽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却记得自己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叶珊就是后来的杨牧。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出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朱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国军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而丈夫,在场中的某个位子上,我们会后会相约而归,一切正**晶莹,饱满无憾……
但是,忽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诗里的,词里的,魂梦里的,母亲的乡音里的南京(母亲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读中学),依稀记得那些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夫子庙、秦淮河……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乡愁了,你才这么年轻,乡愁不该交给你来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请来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泪,你没看见大家都好好的吗!你为什么流泪呢?你真的还太年轻,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你是幸福的,你有你小小的家,每天黄昏,拉下紫幔等那人回来,生活里有小小的气恼,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凄伤和甜蜜,日子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不要碰“故国之思”,它太强,不要让三江五岳来撞击你,不要念赤县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过得很好,把泪逼回去,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一开始就不能收回……
我坐着,无效地告诫着自己,从金门来的火种在会场里点着了,赤膊的汉子在表演蛙人操,仪队的枪托冷凝如紫电,特别看台上面的大红柱子,直辣辣地逼到眼前来,我无法遏抑地想着中山陵,那仰向苍天的阶石,中国人的哭墙,我们何时才能将发烫的额头抵上那神圣的冰凉,我们将一步一稽额地登上雾锁云埋的*高巅……
会散了我挨蹭到门口,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问我。
“不,不要问我。”
“你不舒服吗?”
“没有。”
“那,”他着急起来,“是我惹了你?”
“没有,没有,都不是——你不要问我,求求你不要问我,一句话都不要跟我讲,至少今天别跟我讲……”
他诧异地望着我,惊奇中却有谅解,近午的阳光照在宽阔坦荡的敦化北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他真的没有再干扰我,我恍恍惚惚地开始整理自己,我渐渐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深渊之处,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盖的,是传统中文系的文字训诂和诗词歌赋所不能磨平的,那极蛮横极狂野极热极不可挡的什么,那种“欲饱史笔有脂髓,血作金汤骨做垒,凭将一腔热肝肠,烈作三江沸腾水”[注]的情怀……
我想起极幼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别离,那时家里有两把长刀,是抗战胜利时分到的,鲨鱼皮,古色古香,算是身无长物的父亲**贵重的东西,母亲带着我和更小的妹妹到台湾,父亲不走,只送我们到江边,他说:“守土有责,我会熬到*后五分钟。——那把刀你带着,这把,我带着,他年能见面当然好,不然,总有一把会在。”
那样的情节,那样一句一钢钉的对话,竟然不是小说而是实情。
父亲*后翻云南边境的野人山而归,长刀丢了,**带回来的是劫后之身。
不是在圣人书里,不是在线装的教训里,我了解了家国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拥抱五千年、纵横把臂八亿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随便抓了一张纸,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支铅笔,我开始写《十月的阳光》:
那些气球都飘走了,总有好几百个罢?在透明的蓝空里浮泛着成堆的彩色,人们全都欢呼起来,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运——事情总是这样的,轻的东西总能飘得高一点,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体总是注定要下沉的。
体育场很灿烂,闪耀着晚秋的阳光,礼炮沉沉地响着,这是十月,一九六六年的十月,武昌的故事远了。西风里悲壮的往事远了……
中山陵上的落叶已深,我们的手臂因渴望一个扫墓的动作而酸痛。
我忽然明白,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
《十月的阳光》后来得了奖,奖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过许多奖,许多奖金、奖座、奖牌,领奖时又总有盛会,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动的一次,朱桥告诉我,评审委员读着,竟哭了。
我不能永远披着白纱,踏着花瓣,走向红毯尽处的他,当我们携手走下红毯,迎人而来的是风是雨,是风雨声中恻恻的哀鸣。
——但无论如何,我已举步上路。
注:那是我自己的句子,不算诗,因为平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