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收拾目前的“残局”,重启改革是**的出路。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现在的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时*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为什么?因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挤压得很高、很窄。我们对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此时此刻的我们要怎么改革?我早在2012年5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到了*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说过,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系统思维,应该以“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基本指导原则。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两年频发的“恶性”热点事件,如果进行深度分析的话,就是政府没有把握好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管了很多不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我认为这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治国之“道”,而选择的“术”则只能是“让改革释放红利”就是下放权力给市场和社会,而且我还认为,这是**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本书依然坚持改革需要系统思维的观点,需要补充的是,在危机倒逼改革的今天,我们的视野需要更开阔一点,眼光需要更长远一点。未来的改革需要的是大手笔,如果还是沿袭“头疼医头”的思维,结果只会让我们更头疼。
美国重返亚太是我们外部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从深层次看,这不仅是美国为寻求本国经济复苏引擎而向外部扩张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我们都知道,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但在西方**民主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资本只能以我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所说的跨国公司等各种方式向外部扩张,或者透过不断的金融创新透支未来,向未来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的丧钟,正是为这种以扩张为本性的系统性危机而鸣。
如今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确实越来越明显,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美国的复苏以及未来的繁荣,对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仅是美国一家,还包括欧洲和日本,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它们的现状和前景是比较惨淡的,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未来不但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向全球继续蔓延扩张的时代,而且也是不同的经济体系剧烈冲突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调整的剧烈程度和复杂性,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危机倒逼改革”这六个字,才有可能将巨大的外部压力转换为改革的动力。
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终必然会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传染,结果要么是倒逼出一个大手笔的改革,要么是社会危机将中国经济从*危险的边缘推向万丈深渊。近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傲慢和偏见”使得自身经常错位和越位,而在民生和公共事务中,却习惯性缺位,主要表现在,发展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管理经济“只会堵不会疏”,总是使用基本无效的行政干预手段,而很少使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改革一直是“头疼医头”,鲜有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一亩三分田”经营得都挺好,而教育、环境等问题,却“荒芜”一片。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腐败盛行,贫富悬殊,“仇官”、“仇富”**情绪蔓延,群体性事件频发。以上种种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范畴,也是经济改革无法解决的,但对经济的影响却是致命的。因此,今天我在这里所说的危机倒逼的改革,一定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如果未来依然沿袭政冷经热,我认为那不过是“头疼医头”的翻版而已。
除了看得见的“内忧外患”危机,还有一场危机已经静悄悄地降临,那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上诞生于西方的两次技术革命,在助推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同时,迅速地将中国推向落后**之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处于技术上追赶西方的转型阶段,但是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对我们传统企业或产业发起的攻城掠地,更严重的问题是,诸如本书中专门讨论的页岩气革命、全球自动化革命,以及*近被媒体炒得很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技术革命,再一次发生了。遗憾的是,在这些技术前沿,我们又一次落后了。而落后的原因和前两次一样,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缺乏技术创新的配套机制。美国之所以走在*前面,不仅仅是美国的科研力量雄厚,关键还是有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是转型和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又很到位。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如果我们还只是把“改革”挂在嘴边而不动真格的,那么前两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将来很可能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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