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位自愿“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的孤独者,因为厌恶作戏的人生,所以对可悲到极点但又不知悲哀为何物的人“不布施”,且“无布施心”,自然也不会希求他人的怜悯(《求乞者》)。他憎恶社会上众多冷漠的旁观者,厌恶那“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的病态人生与社会(��复仇》),所以“较**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复仇(其二)》)。希望在哪里?作者自认青春已逝,所以要努力找寻“身外的青春”,.虽然也深切知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现实是“青年已多衰老”,他只得怀着一颗寂寞的心,“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希望》),变身为喝水补血的“过客”,追求梦中出现过的“好的故事”。
面对“狗的驳诘”,特别是当它指出人世间种种不平等的时候,“我”羞愧难当,只有落荒而逃,在这个充斥“聪明人”的国度,任何时候都会遭遇“立论”所指出的言说的尴尬其实也是立身的尴尬——因为连“死后”也无法避免“勃古斋旧书铺”的“小伙计”的骚扰。作者通过以上种种所隐曲表露的思想,都浓缩在“死火”的悖论式存在当中:处身“冰谷”之中,死火有“冻灭”的担心;如果走出这冰谷,死火则有“烧完”的危险,而无论是那一种,*后的结局都必然是死亡。死火清楚自己的命运,选择却是“不如烧完”,即如有可能,尽量散发出燃烧的光与热。
死火的选择就是鲁迅的选择。鲁迅认为,“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的“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因为“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所以“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鲁迅理想中的精神界的战士是这样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样的战士》)这是对抗“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现实的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这一方式,是鲁迅在思想自由遭外部政治挤压的情况下,把外在的矛盾内化的产物,或如《坟》的后记所云:“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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