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铜矿遗址
中国早期小件铜器的发现地点较多,也非常分散。这些出土的铜器有可能是就地开采、铸器的。在不少出土之处未能发现矿冶遗址。尽管商周以前矿冶遗址的发现甚少,但其已被人们开采应该是肯定的。古代开采的基本都是浅层矿,只因后代在深采或扩采时往往将古采遗迹破坏而不易被发现。
从近半个世纪的考古成果来看,早期铜器及与铸铜有关遗物、铜矿冶遗址有两个大特点:一、公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年至一千六百年以前(相当于夏代以前)的铜器及与铸铜有关实物的出土地点全部在黄河流域中部两岸。二、商周早期的铜矿冶遗址基本都位于长江两岸,虽然在山西中条山和内蒙古地区也有发现,但时代较晚。具体包括:长江中下游的湖北黄石、铁山和铜绿山、阳新,江西的瑞昌、德兴、九江和铅山,安徽的铜陵、南陵、贵池、繁昌、安庆、宣城,湖南的湘西麻阳,云南东川,广西北流铜石岭等遗址,统称为南方区;山西中条山区垣曲的铜锅、马蹄沟、店头,内蒙古地区等遗址,统称为北方区。在上述遗址中,经正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有瑞昌遗址和铜绿山遗址。此二处遗址反映的采掘技术*为丰富,基本可以代表中国商周时期开采铜矿的技术成就。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