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夏州政权的碑刻
夏州,位于陕西靖边县北部,俗称“白城子”。这里原称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北魏灭赫连夏之后,先改名统万镇,继而又改名夏州。夏州之行政建制,在隋、唐、五代、北宋时期,大体相沿不变。唐初,内徙的党项强族“平夏部”,就以这里为**进行活动。唐末,拓拔思恭被任命为定难军节 度使,赐姓李,统辖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逐渐成为称雄一方的李氏“夏州政权”。历经五代、宋初,李氏乘军阀混战、朝廷频繁更迭之机,势力又有所加强。期间,夏州一直是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地区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夏州李氏政权是西夏建国开基创业时期的政权,史乘中有简略记述。有关碑刻的出土,可补史乘之不足,对研究内徙后党项族的活动和西夏建国前夏州政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这批碑刻,有横山唐代拓拔守寂墓志,榆林五代破丑氏墓志和李仁宝墓志,乌审旗五代、宋初李氏家族吴国太夫人渎氏等四人墓志,还有为夏州政权服务的汉族官员康公、何公墓志等。其中拓拔守寂墓志,立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为唐代拓拔氏仅有的一方志石,也是有关党项拓拔氏*早的一方志石,为研究拓拔氏的族源、迁徙、世系及有关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康公墓志、何公墓志,则称李氏夏州政权为“上府”,该政权的首领夏州节度使为“府主大王”,是正史所谓“夏虽未称国,但自王其土久矣”这一说法的真实写照。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